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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1年嘉兴出台生猪养殖转型减产政策，效果不尽人意。2013年黄浦江漂浮死猪事件后，嘉兴市政府出台的一系列退养转型政策，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从支持联盟框架来看，环境变化、人员（联盟力量）变化以及政策学习是政策变迁取得有效成果的三个重要因素。因而，地方政策要起到良好效果，需要审时度势、协调不同利益群体利益，促进政策学习，使不同支持联盟形成有效合力，实现政策目标。
关键词：支持联盟框架；政策变迁；生猪养殖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6-0-02
一、嘉兴生猪养殖产业背景
作为“供港猪基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嘉兴生猪养殖业急剧发展，截止2012年底创下新高，全市生猪饲养量731.19万头，是长三角最大的生猪养殖基地。
嘉兴生猪养殖产业呈现出总体数量大、规模化水平低、布局面广点散、局部密度高的特点。传统养殖难以实现规模经济效益，以养猪大镇新丰镇为例， 2013年该镇农民养猪收入约在5000万元，但各级财政投入在12356万元左右。此外，大量高密度养殖对动物疫病防控和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带来极大困难，“三废”治理接近饱和，环境承载压力已经超越承载极限。监测数据表明，养猪排放的氨氮含量占全部氨氮排放量的31%，重点区域达到56%，养猪污染是嘉兴市水体中氨氮、总磷上升的第一位因素，直接导致嘉兴市水体呈五类、劣五类状态。
二、嘉兴市生猪养殖转型减产的政策变迁
嘉兴市政府早在2011年就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了产业转型减产的紧迫性，并出台了《嘉兴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嘉兴市生猪产业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2011年《意见》），要求到2015年嘉兴生猪规模化养殖率应达到85%，生猪存栏量未来三年将由273.1万头缩减至150万头。政府希望通过发展适度规模养殖，从传统粗放养殖向标准化生态化健康养殖转型，并使之与自然环境协调发展。然而，事实证明该项政策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生猪养殖总量一路走高，在2013年攀至历史的高峰。
2013年3月黄浦江漂浮死猪事件曝光后，通过国内各大媒体以及世界主流媒体的持续追踪报道，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在中外舆论的高度关注和政府问责压力下，嘉兴市政府密集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生猪养殖转型升级、减量提质的政策措施。
经过一年的政策运行，生猪养殖总量迎来近十年的下降拐点。截至2013年末，嘉兴共拆除违建猪舍面积514.26万平方米，全市生猪存栏195.44万头，同比下降28.4%。根据嘉兴市政府要求，2014年底全市生猪存栏量将被控制在150万头以内，力争控制在120万头以内，预计同比下降23.3%-38.6%，将提前并超额完成2011年《意见》的控制目标。生猪养殖总量的大幅减少的同时也带来了明显的社会效益，截止2014年4月份，全市67个地表水监测断面氨氮平均浓度比去年同期降低了26.6%，水治理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三、基于支持联盟框架下的政策行为过程分析
支持框架联盟框架理论是由保罗·巴蒂尔和汉克·简金斯-史密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发展起来，主要用以分析公共政策的形成及其变迁。
支持联盟框架认为，在政策子系统中，行动者能够组合为几个支持联盟，作为一个支持联盟，需要具备两个核心要素：一是统一的政策信仰；二是统一的集体行动。
嘉兴市政府关于生猪养殖减产提质、转型升级的基本政策目标没有改变，为何2011《意见》出台2年多，养殖产量不减反而猛增，而在黄浦江漂浮死猪曝光后，新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很快就能迅速扭转局面呢？
支持联盟框架理论认为，影响政策变迁的力量主要有三种：一是政策环境的变化，主要是指社会经济环境、公共舆论、整个系统的统治联盟或者来自其他子系统的政策产出；二是人员的变化，包括不同联盟力量的变化；三是政策学习。
（一）政策环境的变化
1.经济效益上看，嘉兴市低规模高密度的生猪养殖给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面临庞大的治污成本下其经济效益也日益缩减，产业调整刻不容缓。
2.从环境保护上看，养殖带来的污染已经超过目前环境承载的极限。高密度养殖使生猪死亡率加大，现有的無害化处理池无法满足要求，大量的病死猪被扔弃在河道中，黄浦江死猪漂浮事件并不是偶然个例。养殖污染以及病死猪造成嘉兴水质全面恶化。2011、2012年，跨行政区域交接断面水质嘉兴连续年度考核不合格，水质基本在浙江省内垫底。
3.从公共舆论上看，黄浦江漂浮死猪事件由于牵涉到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现代化都市，经国内外主流媒体的曝光，完全超出嘉兴市可控的范围，成为全国乃至全球的热点。重大突发舆情倒逼政策是这次政策环境变化的转折点。
4.从市场上看，自2013年1月以来，受生猪生产周期性波动，节日性、季节性消费需求减少等因素影响，生猪价格持续走低。至2013年3月，嘉兴当地的生猪收购价格为每斤5.6元，每卖出去一头猪约亏损200元。且事件发生后，收猪的人越来越少，当地的猪农毫无议价权可言。以新丰镇为例，该镇的生猪产能高达25万头存栏量，46万头出栏量，80%-90%的生猪都是供应外省，来自苏沪的猪贩大量减少使当地的养猪产业面临最严峻的转型考验。
从以上几点来看，2011-2013年经济和环境问题并未发生显著变化，只是在程度上有所加剧。而黄浦江死猪事件造成的舆情压力和生猪市场变动则是给推动政策环境变化的重要因素。
（二）人员（不同联盟力量）的变化
支持框架联盟理论认为，一个地方政府政策的变迁需要来地方官员结构变化或者有来自中上层加强变迁压力。
上海黄浦江漂浮死猪事件发生后，浙江省委、省政府和嘉兴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省政府召开专题会议，农业厅等有关部门专家专程赴嘉兴进行指导。农业部首席兽医师于康震率督导组赴浙江，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同志重要批示精神和农业部的有关要求。 正是由于中央领导、农业部、省政府等各上级部门的高度重视和积极参与，虽然地方官员结构没有发生变化，但得到了来自中上层的政策的强力支持和问责的巨大压力。
此外我们将不同联盟分成：支持联盟的信仰系统——在本案例中是以地方政府为主要代表、包括舆论媒体、广大受养殖环境污染的民众；反对联盟的信仰系统——在本案例中是以当地从事生猪养殖的农户，以及该产业链上的相关利益经济体；中立支持联盟的信仰系统——生猪养殖利害影响范围之外，对此不关心的人群。
以黄浦江漂浮死猪事件为分界点，不同支持联盟之间发生转化。最为明显的是在政治压力和中外舆论的曝光宣传下，支持联盟信仰系统得到不断加强和充实，中立支持联盟信仰系统迅速转化。如原本与此事无关的上海人民由于黄浦江取水口的影响，由原本毫无利害关系的中立支持联盟转为坚定的支持联盟信仰系统。而反对支持联盟信仰系统中，在事件曝光后，收购生猪的贩子大量减少，生猪收购价格持续走低，导致部分原本反对生猪减产转型的养殖户在市场的压力下也开始动摇，反对支持联盟信仰系统开始有所妥协。至此，不同联盟人员的转化使支持联盟信仰系统迎来了推动生猪养殖转型减产的最佳时机。
（三）政策学习
支持联盟框架就政策学习提出了重要的假设：当两个联盟之间出现中介层面的普遍的观念冲突时，跨信仰系统的政策取向的学习是最有可能发生的。支持联盟框架认为，通过政策的学习，交流经验和新信息，政策信仰有矛盾冲突的联盟之间能够实现沟通从而修改自身的政策意图。适当时机的、多方位的、科学性的，经过充分沟通的学习是促进政策变迁的润滑剂。
以本案例看，首先，在支持联盟信仰系统内部，作为政策制定和推动主体的嘉兴市政府主动进行自身的政策学习。一是在原先以农口系统为主的部门的基础上，将环保、水利、社保、劳动、财政、科协、商务等多个部门纳入政策推动执行的范围，并创造性地建立起了江浙沪三地跨省联合办公执法的长效机制。多部门跨区域的协调工作，有效地规范了养殖户的生产的同时又加大了退养户的合法保障。二是加大舆论处置学习，一方面，重大危机舆论处置本身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另一方面，利用现有的各种媒体阵地加大舆论引导，营造强大舆论声势，推动政策执行。三是改变工作方式，从“红头文件”到“走乡串户”，采取非法用地猪棚的强制拆除和耐心细致说服教育有机结合的手段，且给予每退养户在拆除猪棚、土地复垦后200-300元/平方的退养经济补偿，三管齐下的方式，从政策执行上、人性化劝导和经济利益上有效地推动政策的执行。
其次，在反对支持联盟信仰系统，生猪养殖户也在进行着主动或被动地学习。在政策推动初期，往往面临利益和矛盾冲突等各种不确定因素，一般以被动学习为主，在这一阶段，需要政府部门加大投入和宣传，推动和促进学习效果的产生，从而树立典型，推动反对联盟政策的学习从被动向主动转化。本案例中，嘉兴地方政府首先是加大转型学习的资金投入和农技培训力度，健全转产帮扶机制，确保农民退养转产之后有路可走。截至11月30日，全市涉及退养转产转业农户总数29685户，涉及转产转业农户20109人，其中95%以上已实现再就业。其次，地方政府为养殖户搭建多种学习合作平台，除了原有的农技站等渠道，还以讨论会的形式，多次组织政府官员、农技专家、生猪养殖大户等进行座谈。座谈会使不同支持联盟得到有效的、诚意的沟通，既是相互学习的平台也是推进政策修订变迁的平台。此外，地方政府引进国外先进经验，为规模化养殖大户提高生产效率和质量降低环境污染提供技术支持。2014年5月农经局、商务局联合丹麦驻沪总领馆举办了嘉兴·丹麦生态养猪产业合作交流会，组织20余家殖企业负责人参加了交流，通过国内外交流合作，探索适用的生态循环模式，有效降低养殖污染提供了实践经验。
被动学习效果的树立，使反对联盟信仰体系内的顽固部分产生分化影响，继而激发主动学习的热情。这种学习的促成，从主观上说，依赖两个支持联盟自身的努力和政策环境的变化。
四、结论
通过嘉兴地方政府在生猪养殖转型减产的政策变迁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公共政策变迁成效取决政策环境、人员（不同支持联盟力量）变化、以及政策学习三个方面。顺应政策环境，不代表必须要等到最适应的环境产生，嘉兴市政府对于生猪养殖转产的政策变迁是基于重大舆论危机下产生的。由于我国目前正处在经济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地方政府重大舆情不断涌现，舆情处置与政策变迁有着密切联系。政策变迁不应作为应付舆情的应急机制和门面功夫，如何审时度势、借势而为是目前地方政府亟待學习的课题。此外通过支持联盟框架，我们也可以发现，政策学习是转化不同支持联盟信仰系统的有利工具，在当前社会，地方政府不能仅仅依赖一纸红头文件去执行政策，政府首先要自省，政策是否合理合法、是否完善、是否有可行性，而且需要改变传统行政管理理念，创新行政手段。另外，政府与反对支持联盟之间的学习更值得探讨。政策学习基于不同联盟信仰体系之间主动的、具有诚意的努力。目前所倡导的服务型政府与推动不同联盟的政策学习具相同的实践意义。地方政府执行政策更多地需要多角度、全方位地权衡，更多地依靠提供服务、搭建平台的形式推动反对联盟的学习，实现其信仰系统的力量转化，进而推动地方政策执行，实现政策目标。
参考文献：
[1]陈家刚.政策与观念：地方政府救市政策的支持联盟分析[M].
[2]李春成.复旦公共行政评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10-1.
[3]房亚杰.支持联盟框架视角下我国公共政策的形成过程分析——以南京市烟花爆竹禁放令的变迁为例[J].经济视角，2011（12）.
[4]鲁俊.全力推进生猪养殖业转型升级[J].嘉兴社会科学，2013（03）.
[5]陈振明.政策科学—公共政策分析导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09-01.
[6]嘉兴在线新闻网.嘉兴生猪养殖业的困与路[/OL]. http：//www.cnjxol.com/xwzx/jxxw/szxw/content/2013-04/08/content_2495300.htm].
[7]保罗·巴蒂尔，汉克·简金斯—史密斯.《支持联盟框架：一项评价》.保罗·巴蒂尔编.《政策过程理论》.彭超宗，钟开斌，等译.三联书店，2004.
关键词：支持联盟框架；政策变迁；生猪养殖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6-0-02
一、嘉兴生猪养殖产业背景
作为“供港猪基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嘉兴生猪养殖业急剧发展，截止2012年底创下新高，全市生猪饲养量731.19万头，是长三角最大的生猪养殖基地。
嘉兴生猪养殖产业呈现出总体数量大、规模化水平低、布局面广点散、局部密度高的特点。传统养殖难以实现规模经济效益，以养猪大镇新丰镇为例， 2013年该镇农民养猪收入约在5000万元，但各级财政投入在12356万元左右。此外，大量高密度养殖对动物疫病防控和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带来极大困难，“三废”治理接近饱和，环境承载压力已经超越承载极限。监测数据表明，养猪排放的氨氮含量占全部氨氮排放量的31%，重点区域达到56%，养猪污染是嘉兴市水体中氨氮、总磷上升的第一位因素，直接导致嘉兴市水体呈五类、劣五类状态。
二、嘉兴市生猪养殖转型减产的政策变迁
嘉兴市政府早在2011年就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了产业转型减产的紧迫性，并出台了《嘉兴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嘉兴市生猪产业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2011年《意见》），要求到2015年嘉兴生猪规模化养殖率应达到85%，生猪存栏量未来三年将由273.1万头缩减至150万头。政府希望通过发展适度规模养殖，从传统粗放养殖向标准化生态化健康养殖转型，并使之与自然环境协调发展。然而，事实证明该项政策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生猪养殖总量一路走高，在2013年攀至历史的高峰。
2013年3月黄浦江漂浮死猪事件曝光后，通过国内各大媒体以及世界主流媒体的持续追踪报道，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在中外舆论的高度关注和政府问责压力下，嘉兴市政府密集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生猪养殖转型升级、减量提质的政策措施。
经过一年的政策运行，生猪养殖总量迎来近十年的下降拐点。截至2013年末，嘉兴共拆除违建猪舍面积514.26万平方米，全市生猪存栏195.44万头，同比下降28.4%。根据嘉兴市政府要求，2014年底全市生猪存栏量将被控制在150万头以内，力争控制在120万头以内，预计同比下降23.3%-38.6%，将提前并超额完成2011年《意见》的控制目标。生猪养殖总量的大幅减少的同时也带来了明显的社会效益，截止2014年4月份，全市67个地表水监测断面氨氮平均浓度比去年同期降低了26.6%，水治理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三、基于支持联盟框架下的政策行为过程分析
支持框架联盟框架理论是由保罗·巴蒂尔和汉克·简金斯-史密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发展起来，主要用以分析公共政策的形成及其变迁。
支持联盟框架认为，在政策子系统中，行动者能够组合为几个支持联盟，作为一个支持联盟，需要具备两个核心要素：一是统一的政策信仰；二是统一的集体行动。
嘉兴市政府关于生猪养殖减产提质、转型升级的基本政策目标没有改变，为何2011《意见》出台2年多，养殖产量不减反而猛增，而在黄浦江漂浮死猪曝光后，新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很快就能迅速扭转局面呢？
支持联盟框架理论认为，影响政策变迁的力量主要有三种：一是政策环境的变化，主要是指社会经济环境、公共舆论、整个系统的统治联盟或者来自其他子系统的政策产出；二是人员的变化，包括不同联盟力量的变化；三是政策学习。
（一）政策环境的变化
1.经济效益上看，嘉兴市低规模高密度的生猪养殖给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面临庞大的治污成本下其经济效益也日益缩减，产业调整刻不容缓。
2.从环境保护上看，养殖带来的污染已经超过目前环境承载的极限。高密度养殖使生猪死亡率加大，现有的無害化处理池无法满足要求，大量的病死猪被扔弃在河道中，黄浦江死猪漂浮事件并不是偶然个例。养殖污染以及病死猪造成嘉兴水质全面恶化。2011、2012年，跨行政区域交接断面水质嘉兴连续年度考核不合格，水质基本在浙江省内垫底。
3.从公共舆论上看，黄浦江漂浮死猪事件由于牵涉到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现代化都市，经国内外主流媒体的曝光，完全超出嘉兴市可控的范围，成为全国乃至全球的热点。重大突发舆情倒逼政策是这次政策环境变化的转折点。
4.从市场上看，自2013年1月以来，受生猪生产周期性波动，节日性、季节性消费需求减少等因素影响，生猪价格持续走低。至2013年3月，嘉兴当地的生猪收购价格为每斤5.6元，每卖出去一头猪约亏损200元。且事件发生后，收猪的人越来越少，当地的猪农毫无议价权可言。以新丰镇为例，该镇的生猪产能高达25万头存栏量，46万头出栏量，80%-90%的生猪都是供应外省，来自苏沪的猪贩大量减少使当地的养猪产业面临最严峻的转型考验。
从以上几点来看，2011-2013年经济和环境问题并未发生显著变化，只是在程度上有所加剧。而黄浦江死猪事件造成的舆情压力和生猪市场变动则是给推动政策环境变化的重要因素。
（二）人员（不同联盟力量）的变化
支持框架联盟理论认为，一个地方政府政策的变迁需要来地方官员结构变化或者有来自中上层加强变迁压力。
上海黄浦江漂浮死猪事件发生后，浙江省委、省政府和嘉兴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省政府召开专题会议，农业厅等有关部门专家专程赴嘉兴进行指导。农业部首席兽医师于康震率督导组赴浙江，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同志重要批示精神和农业部的有关要求。 正是由于中央领导、农业部、省政府等各上级部门的高度重视和积极参与，虽然地方官员结构没有发生变化，但得到了来自中上层的政策的强力支持和问责的巨大压力。
此外我们将不同联盟分成：支持联盟的信仰系统——在本案例中是以地方政府为主要代表、包括舆论媒体、广大受养殖环境污染的民众；反对联盟的信仰系统——在本案例中是以当地从事生猪养殖的农户，以及该产业链上的相关利益经济体；中立支持联盟的信仰系统——生猪养殖利害影响范围之外，对此不关心的人群。
以黄浦江漂浮死猪事件为分界点，不同支持联盟之间发生转化。最为明显的是在政治压力和中外舆论的曝光宣传下，支持联盟信仰系统得到不断加强和充实，中立支持联盟信仰系统迅速转化。如原本与此事无关的上海人民由于黄浦江取水口的影响，由原本毫无利害关系的中立支持联盟转为坚定的支持联盟信仰系统。而反对支持联盟信仰系统中，在事件曝光后，收购生猪的贩子大量减少，生猪收购价格持续走低，导致部分原本反对生猪减产转型的养殖户在市场的压力下也开始动摇，反对支持联盟信仰系统开始有所妥协。至此，不同联盟人员的转化使支持联盟信仰系统迎来了推动生猪养殖转型减产的最佳时机。
（三）政策学习
支持联盟框架就政策学习提出了重要的假设：当两个联盟之间出现中介层面的普遍的观念冲突时，跨信仰系统的政策取向的学习是最有可能发生的。支持联盟框架认为，通过政策的学习，交流经验和新信息，政策信仰有矛盾冲突的联盟之间能够实现沟通从而修改自身的政策意图。适当时机的、多方位的、科学性的，经过充分沟通的学习是促进政策变迁的润滑剂。
以本案例看，首先，在支持联盟信仰系统内部，作为政策制定和推动主体的嘉兴市政府主动进行自身的政策学习。一是在原先以农口系统为主的部门的基础上，将环保、水利、社保、劳动、财政、科协、商务等多个部门纳入政策推动执行的范围，并创造性地建立起了江浙沪三地跨省联合办公执法的长效机制。多部门跨区域的协调工作，有效地规范了养殖户的生产的同时又加大了退养户的合法保障。二是加大舆论处置学习，一方面，重大危机舆论处置本身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另一方面，利用现有的各种媒体阵地加大舆论引导，营造强大舆论声势，推动政策执行。三是改变工作方式，从“红头文件”到“走乡串户”，采取非法用地猪棚的强制拆除和耐心细致说服教育有机结合的手段，且给予每退养户在拆除猪棚、土地复垦后200-300元/平方的退养经济补偿，三管齐下的方式，从政策执行上、人性化劝导和经济利益上有效地推动政策的执行。
其次，在反对支持联盟信仰系统，生猪养殖户也在进行着主动或被动地学习。在政策推动初期，往往面临利益和矛盾冲突等各种不确定因素，一般以被动学习为主，在这一阶段，需要政府部门加大投入和宣传，推动和促进学习效果的产生，从而树立典型，推动反对联盟政策的学习从被动向主动转化。本案例中，嘉兴地方政府首先是加大转型学习的资金投入和农技培训力度，健全转产帮扶机制，确保农民退养转产之后有路可走。截至11月30日，全市涉及退养转产转业农户总数29685户，涉及转产转业农户20109人，其中95%以上已实现再就业。其次，地方政府为养殖户搭建多种学习合作平台，除了原有的农技站等渠道，还以讨论会的形式，多次组织政府官员、农技专家、生猪养殖大户等进行座谈。座谈会使不同支持联盟得到有效的、诚意的沟通，既是相互学习的平台也是推进政策修订变迁的平台。此外，地方政府引进国外先进经验，为规模化养殖大户提高生产效率和质量降低环境污染提供技术支持。2014年5月农经局、商务局联合丹麦驻沪总领馆举办了嘉兴·丹麦生态养猪产业合作交流会，组织20余家殖企业负责人参加了交流，通过国内外交流合作，探索适用的生态循环模式，有效降低养殖污染提供了实践经验。
被动学习效果的树立，使反对联盟信仰体系内的顽固部分产生分化影响，继而激发主动学习的热情。这种学习的促成，从主观上说，依赖两个支持联盟自身的努力和政策环境的变化。
四、结论
通过嘉兴地方政府在生猪养殖转型减产的政策变迁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公共政策变迁成效取决政策环境、人员（不同支持联盟力量）变化、以及政策学习三个方面。顺应政策环境，不代表必须要等到最适应的环境产生，嘉兴市政府对于生猪养殖转产的政策变迁是基于重大舆论危机下产生的。由于我国目前正处在经济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地方政府重大舆情不断涌现，舆情处置与政策变迁有着密切联系。政策变迁不应作为应付舆情的应急机制和门面功夫，如何审时度势、借势而为是目前地方政府亟待學习的课题。此外通过支持联盟框架，我们也可以发现，政策学习是转化不同支持联盟信仰系统的有利工具，在当前社会，地方政府不能仅仅依赖一纸红头文件去执行政策，政府首先要自省，政策是否合理合法、是否完善、是否有可行性，而且需要改变传统行政管理理念，创新行政手段。另外，政府与反对支持联盟之间的学习更值得探讨。政策学习基于不同联盟信仰体系之间主动的、具有诚意的努力。目前所倡导的服务型政府与推动不同联盟的政策学习具相同的实践意义。地方政府执行政策更多地需要多角度、全方位地权衡，更多地依靠提供服务、搭建平台的形式推动反对联盟的学习，实现其信仰系统的力量转化，进而推动地方政策执行，实现政策目标。
参考文献：
[1]陈家刚.政策与观念：地方政府救市政策的支持联盟分析[M].
[2]李春成.复旦公共行政评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10-1.
[3]房亚杰.支持联盟框架视角下我国公共政策的形成过程分析——以南京市烟花爆竹禁放令的变迁为例[J].经济视角，2011（12）.
[4]鲁俊.全力推进生猪养殖业转型升级[J].嘉兴社会科学，2013（03）.
[5]陈振明.政策科学—公共政策分析导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09-01.
[6]嘉兴在线新闻网.嘉兴生猪养殖业的困与路[/OL]. http：//www.cnjxol.com/xwzx/jxxw/szxw/content/2013-04/08/content_2495300.htm].
[7]保罗·巴蒂尔，汉克·简金斯—史密斯.《支持联盟框架：一项评价》.保罗·巴蒂尔编.《政策过程理论》.彭超宗，钟开斌，等译.三联书店，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