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问你们一个问题吗？你知道如果是在德国，你们会因为言论违反宪法而被捕的吗？”2013年8月15，一名加拿大年轻人在靖国神社前，平静地说着日语，试图同来此参拜的一些日本人员交谈。
　　加拿大年轻人的话马上遭到了被访者一连串高声回击，“你在说什么？”“我们怎么会被捕？”言语间夹杂粗话。
　　年轻人见状准备离开，但遭到了拦截。有人抓住他的书包，并叫来身边的警察。这个过程被录了下来并放在网上。
　　吉林大学教授陈景彦注意到了这个视频，他曾多次到过日本，并多次与日本学者进行关于二战的交流，“实际上，视频中人代表的只是极少数的右翼极端人员，只不过在8·15那样特殊的日子，以及靖国神社特殊的场合，显得比较集中而已。日本多数学者、公民，都并不是这样。”陈景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陈景彦也承认，在日本左翼声音越来越小的背景下，多数有自己观点的日本民众都不愿意发出独立的声音，导致右翼舆论显得比较强大。

特殊的左右分野

　　“日本二战后的政党发展，大致分为两个方向。一个是主张保持传统文化的政党，比如自民党和后来的民主党，一般被称为右派政党。另一个是倾向革新的政党，比如社会党、共产党。但几十年过去了，革新政党力量越来越小了。”曾在日本东京国际大学学习6年的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邓仕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不过，接受采访的日本问题学者都认为，当下媒体、学界所描述的日本左右分野，并非单纯政治学上所认可的，政治观念偏保守为右，偏革新为左；或者经济观念偏自由为右，偏平等为左。
　　“每个国家左右政治范围都不同，而政党或政治积极分子的左右划分定义、特征也不尽相同。” 来自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日本学者日向亮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实际上，学者们认为，当媒体、学界提起日本左翼时，除了政治、经济，一个特殊的衡量维度是：他们对待二战前后日本历史问题的态度，更倾向反思。
　　“日本左翼力量的最根本的一个特征，就是承认侵略战争。另外，他们一般也会反对首相极其阁僚参拜靖国神社。在历史教科书问题上，也倾向于承认日本曾经的侵略事实。”陈景彦说。
　　外交学院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周永生补充说，在外交方面，左翼还会倾向于平衡外交，而不是过分依赖美日同盟。另外，左翼对待修改战后和平宪法，也是支持态度，反对进行修宪。
　　日本学者日向亮则发现，近年来，日本政党有几个领域的倾向：反对修宪、反对集体自卫权、反对美国军队、反对TPP。这些几乎都是主流左翼的观点，但日本政坛的另一个特点，“农民/工人联盟、社团不再坚定支持左派政党了。”

左翼式微

　　正是农民、工人阶层对左派的不支持，直接导致从上世界90年代开始，日本左翼在政坛的式微。
　　“（社会民主党）在今年日本的众议院选举和参议院选举中都遭遇失败，这是我的责任。我将辞去党首之位。”2013年7月25日，长期作为左翼代表的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宣布辞去党首职位。
　　在7月份的日本参院选举中，尽管福岛瑞穗走访了近2万公里行程为社民党拉票，但她也仅仅为该党获得了1个参院议员席位。安倍领导的自民党再次获得绝对优势。
　　如今，社民党已经衰落为日本国会中最小的政党之一，在众议院中仅有2席，参议院中3席。
　　尽管福岛在4月份还批评“安倍经济学”为“安倍的风险”，担忧极度的通货膨胀，会破坏人们的生活。她表示，现在应该推行政策，提高工资水平，并对自民党的宪法修正案中所提到的“为了在海外能够行使武力，将与美国一道成为在世界范围内拥有战争权的国家”进行了批判。
　　但批评者却认为，自民党等左翼政党的经济思路，总是难以提出可执行的具体政策。
　　“我认为，左翼在日本依然很活跃，他们试图反对政府及自民党。尽管他们的提出了许多观点，涵盖了国防、外交、经济、政治、社会福利等领域，但并没有说服力。特别是在当下这种充满挑战的时代。这主要因为他们很少有符合逻辑的解释，告诉人们他们提出的建议会如何执行。或者说，他们就是毫不现实的乌托邦主义者。”日向亮说。
　　1996年，日本政坛主要左翼政党、原社会党，改组称为社民党。同年10 月举行的众议院大选中，更名后的社会党不但没有起色，反而一落千丈，只获得了15 个议席，甚至排在共产党之后。至此，成立于1945年，曾依靠工会和农协的活动家、中小企业主和知识分子的支持，长期作为革新派政党与保守的自民党对峙原社会党，失去了最大在野党的地位。

　　由于原社会党大部分成员都离开并加入民主党，加上村山富市等领导层的年龄偏高，导致社民党的政党版图不断萎缩。1998年5月，社民党退出联合政府。
　　而当时推动社会党改组的直接原因，正是其对经济政策的应对不力。但改组后的社民党还是无力回天。
　　“泡沫崩溃，经济停滞，使人们期盼国家强大，进而呼唤强人政治出现，为右翼势力增长提供了土壤。”周永生说。
　　实际上，在198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崩溃的前夕，时任首相中曾根康弘就已经开始在日本实行民营化，但未及时阻止经济停滞。泡沫崩溃后，日本民众心理发生了转变，逐渐重新认识到日本同盟的必要，认为战后日本恢复及高速发展的几十年，是得益于日美同盟。而原本强大的左翼，由于经济失策，迅速衰落。
　　周永生觉得，强人的概念是相对而言。实际上，日本民众当年支持时任首相小泉纯一郎，也并不仅仅是因为他在外交方面的强硬姿态。当时，小泉在日本国内深入推行民营化，直接面对的是国内邮政集团等压力集团的强大势力。“当前安倍经济上的大刀阔斧，政治上也正在准备强硬修改和平宪法，并扩编自卫队，也是塑造了自身政治强人的形象，进而获得了高支持率。” 　　另一方面，左翼民间团体的声音也逐渐被右翼声音所淹没。

沉默的大多数

　　8月4日，NHK《星期日讨论》节目邀请原日本驻美大使、安保法制恳谈会主持人柳井俊二，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冲绳国际大学教授前泊博盛、流通经济大学教授植村秀树，进行了一场讨论，题目为“怎么办，日本的安全保障？——怎么看修改防卫计划大纲？ 怎么看行使集体自卫权？”
　　当鹰派的柳井俊二说，岛屿受到威胁，需要建立两栖部队（海军陆战队）来加强防卫时，另外两位教授就批评他，加强防御就无法搞经济建设。当柳井说，作为抑制力的一环，日本需要具备对敌人基地攻击能力，两位教授又批评称，大力宣扬就等于挑衅对方，不利于日本的安全保障。
　　日中科学技术文化中心理事长、福井县立大学名誉教授凌星光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电视播出的现场情况，教授们在现场提到，宪章规定的集体自卫权是与联合国关联的，但修改稿根本没有提到联合国时，柳井居然直接回答说，联合国实际上无法发挥安全保障作用，只能依靠日美安全条约。“这完全暴露了柳井既利用宪章又无视宪章的实用主义。”凌星光说。
　　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最后总结说，日本不能刺激周边国家。欧洲已经建立稳定的安全保障体制，亚洲也要建立。日本需要与中国等周边国家建立对话机制。
　　整个讨论，以三比一鸽派理性声音占优势，但次日《读卖新闻》报纸报道时，却只报道柳井的发言和小野寺的政府立场发言，根本不报道立场趋于温和的前泊和植村的发言，也没有报道小野寺最后的理性发言。
　　周永生认为，强人政治下，多数日本人成为了沉默的大多数。实际上，采访中的几位学者都表示，他们接触到的许多日本学者、民众，在对待历史问题上的态度是非常理性的。“但日本民众往往愿意自己做自己的事情，不愿意发出声音。”
　　“最近，连日本的文艺界人士、动画导演宫崎骏发表反战言论，都遭到了右翼的攻击。”陈景彦认为，文化界对历史问题的认识，涉及到意识形态问题，更容易让左派不敢发声。
　　这也是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常常成为焦点的原因所在。日本教科书实行审查制度，每4年由日本文部省审查一次，各种版本不尽相同的教科书只要通过审查，就可以作为合法的教材。
　　“文化涉及到思想意识形态，文部省是日本最右的部门。尽管近些年日本内阁更换如走马灯一般，但文部省却有一定传承性，文部大臣中否定侵略战争的人比较多。”陈景彦说。
　　家永三郎教科书诉讼案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家永三郎所编的高中教材《新日本史》，由于承认南京大屠杀等日本侵略事实，而多次被日本文部省审定为“不合格”，被要求修改。1965年，家永开始控告日本政府和文部省，诉讼长达32年，虽然家永多次取得“部分胜诉”，最终还是不了了之。
　　“我同日本许多学者，有过非常坦诚深入的交流。我们谈论日本侵略战争，发现彼此的基本观点是一样的。这种学者在日本绝对不是少数。”陈景彦说。
　　“在日本，像‘九条会’这样的全国性左翼民间团体有很多，只不过组织性没那么强大。”邓仕超说。“九条会”成立于2004年右翼情绪高涨的时期，旨在捍卫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反对修宪，很快发展为全国性组织，在各个地方建有分支。
　　“经济停滞导致强人政治是很多国家都会发生的政治规律，日本也不例外。”陈景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