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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年元宵节的前一晚，何建国在南高营社区居委会推选候选人选举现场守了一夜，怕人搞破坏。作为居委会主任的竞选人，他将这里视作战场，还特地制作了一张面积达40平方米的巨型海报。
中国大概还没有一个地方像南高营这样，为了选举出居委会主任，共上访一百余次，甚至惊动了民政部。然而，直至2013年2月，选举仍未成功，不是难以启动，就是涉嫌作弊而搁浅。
南高营的选举至今也没能争取到一个结局。“现在还在等上面的意思。”何建国说。
南高营村位于石家庄东北部，紧邻北二环，一万余人口。1980年代，在国家鼓励发展乡镇企业的政策下，这里一跃成为全国百强村，辉煌时期共有20多家集体企业，4000余名工人，为全村一半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其中的华曙制药厂曾是中国最大的土霉素原料生产厂，土霉素碱年生产量占世界总量的50%；华营联合葡萄糖厂也是同行业中的佼佼者。
1990年代初，集体企业合并成立高营集团，并继续保持着几乎与中国近30年经济发展一样的高速度。2002年，南高营村被划入石家庄市长安区时，其税收收入占全区的60%。然而2005年后，不期然的转变出现了，陆续有工厂停产，大量村民因此失业。
这些乡镇企业开始走下坡路时，恰好是中国城镇化过程中另一轮房地产开发的开端。
此时已成为石家庄市城中村的南高营，也不可避免被卷入洪流。2006年，当时的村委会与开发商达成协议，将400亩土地以每亩11万的低价售出，作为回报，后者负责为村民建住宅楼。
然而，等待了一段时间后，村民发现，开发商将土地收走后建的却是商品房，公开对外发售。村民感到受了愚弄，并开始质疑，在出售土地过程中，村委会成员并未向村民公告所有交易细节，很可能还有徇私枉法的行为。
南高营对于村委会成员的关注便从那时开始。
早在1980年，就在广西出现了中国“村民自治第一村”，即村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利选举出管理本村事务的领导团体。此后，村民自治一直在中国农村缓步发展。1982年，村民自治写入《宪法》，1998年，试行10年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实施。据民政部在2005-2007年的一份不完全统计报告，全国60多万个村委会中，平均选举完成率达99.53%。
但对于乡镇企业支持了几乎全村人生计的南高营来说，从1985年起，村委会班子几乎没有变动。“村民没有热情，投票也是走过场。”何建国说，“没有涉及重大利益，乡里乡亲的，一般也不会有什么看法。”
高营集团成立后，村委会干部自动成为高营集团的领导层，几任集团董事长都由村委会主任或村支书兼任，多年来都是“两套班子，一套人马”。
2011年，在“社会主义新农村”政策指导下，南高营也开始实施“村改居”，更名为南高营社区，原村委会顺势更名为南高营社区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居委会）。但人们还是习惯称其为村。
2006年卖地风波时，南高营村诞生了历史上第一个“反对派”——何秋波。他公开在村里演讲，指责村干部治村无方，牺牲村民利益谋取私利。在当年换届选举中，他以高票当选，并带领村民围堵开发商，索要了5000万赔偿。不过，一年半后，何秋波因病去世。
接替者何春禄，因能力出众，在2009年换届时高票当选村主任。但期待他能使乡镇企业起死回生的村民们失望了。他上任后，工厂全部停工，南高营更是在2010年启动更大规模的拆迁，全村1500亩（相当于4个“鸟巢”）住宅全部拆除，500亩作为村民回迁住宅，其余全部为房地产开发项目。
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承诺村民每户补偿一套300平方米的回迁房，原居住房屋每平方米可获500元至1000元不等的补偿，回迁之前，每月按每平方米15元发放过渡安家费。
高营集团也于2010年2月成立了石家庄高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从事房地产开发与经营。该公司一年后注销，并于2011年7月再次成立了河北高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仍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村民们眼看着商业开发的楼宇一栋栋拔地而起，但将土地从村民手中拿走，并承诺给他们的回迁楼却建设缓慢。
“我已经在外面租房住了三年了，平均一年搬三次家。”一位当初接受拆迁协议的村民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也有人不愿意搬迁。可“钉子户”并不好当，断水断电，门锁被502胶封死，晚上不期而至的礼花弹在自家院中炸响，门窗玻璃全部震碎。
3月25 日，何建国站在南高营村开发的商品楼盘旁。2010 年7月底何建国遭三名不明身份者围攻之后，他的腿伤至今未能完全康复，行走时要拄着拐杖。摄影 / 吕金玉
这年9月，何建国、何彦红等5个“钉子户”站了出来，在村街口拉起横幅，拿起扩音喇叭演讲，征集村民签名，号召村民罢免“违法强拆，倒卖土地”的村主任、高营集团董事长何春禄。他们提出了人人可见的证据：集团一方面宣布亏损严重，另一方面还给何春禄配置了一辆价值200多万的奥迪A8，之后又新购了两辆奥迪Q7。
“这不是大事，原来的领导在90年代时配的就是奔驰600。”现任高营集团董事长、居委会副主任何立亚说。他不否认有“扔礼花弹”等现象，但强调那是开发商所为，“多耗一年，开发商要多垫付一个亿的过渡安置费。现在仍有110户未拆，其中50户占在楼基位置，无法施工，能不急嘛！”
今年45岁的何建国，在有上万人口的南高营无人不识。这个习惯穿一身户外休闲装、戴着眼镜的农民，由于年纪轻轻就有些谢顶，让人觉得更像个学者，不过他的最高学历仅是初中。何建国此前是华营联合葡萄糖厂的业务推销员，企业停工后，他丢了饭碗，眼看着拆迁又将使他失去生活居所，他说有种坐以待毙之感。 何彦红与何建国曾是同事，生性泼辣，2009年选举时，何彦红对何春禄没有好感，没有投他的票，她也曾上访反映村里违法占地。2010年大规模拆迁后，她激烈反对，被工厂停职。“你回家去配合拆迁吧！”厂里这样告诉她。
新站出来的“反对派”全是三四十岁的本村人，跟随村里的企业成长，也眼看着企业衰落，他们都反对以改善村民居住条件为由，将农民的土地卖给开发商。
他们征集了2800多名村民的签名，准备启动罢免程序。按照法律规定，有超过五分之一选民要求即可启动罢免程序。
“我们交了10多次材料，他们要求我们，必须要附上2800多个村民身份证原件才能启动，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何彦红说。
罢免无果，何建国等人听从了律师的建议，由维权改为参选，决心把何春禄选下去。
这年7月23日，傍晚走出家门的何建国被三名不明身份者围攻，致双腿7处粉碎性骨折，案件至今未破，何建国也因此有了个更鲜明的特征——拐杖。他在村中威望陡升，并迅速成为“反对派”的领军人物。
或许是被村民多次信访所说服，或许是觉得此事总要有所解决，2012年4月，南高营换届选举获准可以启动。何建国、何彦红等成立了14人的竞选团队，分别竞选村主任、副主任以及村委委员，并制定了共建高营宣言和行动纲领。
南高营正式分化为“反对派”与“执政派”两个阵营。他们各自有竞选团队，有竞选纲领，至2012年4月，甚至还分别拥有了各自的舆论阵地——报纸。
“执政派”掌握的是一份有20年出版历史的《高营报》，虽是一份没有刊号、村内发行的不定期出版物，但从1980年代起，就是村委会的“机关报”。
为了与之抗衡，“反对派”开始编辑《高营民心报》（以下简称“民心报”），也是对开四版，每期印刷3000份，以“揭露”现任居委会和高营集团倒卖土地、出卖村民利益为主。
2012年3月31日，创刊号的头版头条即是《南高营村改居后两委不再换届选举是违法违民意的》。该期共7篇文章，篇篇指向时任村委会主任、集团董事长何春禄。
但一个星期后，第二期《高营民心报》就抛出一份极有杀伤力的“炸弹”——《石家庄建设局关于何建国等人申请南高营建设项目的信息公开的答复》。在这份石家庄市建设局于2012年2月写给市政府的报告里，建设局称南高营在建的6个项目均未办理土地、规划、建设等相关手续，并且这6项工程均不配合查处，请市政府责令相关部门处理。实际上，这六个工程均为房地产开发项目。
本来不定期出版的《高营报》被迫连续出版，指责“民心报”“处处是谎言，四处散发，迷惑群众”，但“任何歪曲事实的言论都是徒劳的”，不过并未对工程项目做出回应和解释，只是撰文评论说，“钉子户”是回迁楼建设受阻的真正原因。
面对《中国新闻周刊》的追问，现任居委会副主任、高营集团董事长何立亚这样回应房产开发的手续问题：“为了便于审批，商业地产开发项目是以回迁楼名义申请建设的。”
通过查阅工商资料，“反对派”们发现，本属于集体企业的河北高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何春禄居然占有52%的股份。对此，何春禄并不否认，他曾向记者表示：这是集体的决策，这种方式，便于在外谈合同。
在各自的舆论造势下，两派各不相让。但到后来，村民们渐渐习惯了双方的争执。“有时候也不看了，就那么点事儿，直接当废纸。”一位村民说，“我们就希望来个明白的，什么时候能选举？”
2012年初夏的候选人推选，是至今唯一如期举行的选举活动。
推选前，双方都制作了大型海报、参选人士的易拉宝，并抢占选举现场的有利地形，有的还将海报贴在面包车上，作为流动广告。
95名居民代表选举产生了9人选举委员会，并决定5月12日在当地一所中学操场上进行候选人推选。
不过，候选人选举尚未进行，“反对派”内部就发生了摩擦，主要矛盾是各自竞选的职务和排名，一名团队成员将自制的竞选名片钉在团队名片上面，以遮挡住其他成员的名字，还有一名成员的亲属去选举现场撕掉了本团队其他成员的海报。
经过多次信访争取来的这次候选人选举最终以“宣告无效”结束。对于无效的原因，双方各执一辞。
“反对派”陈述的理由是：选举开始不久，就发现有工作人员携带空白选票入场，以及有字迹相同的选票，然而向现场主管领导汇报后不予理睬，导致选委会主任当场辞职；“执政派”的解释则是，由于唱票时反对派提前发现己方选票落后，向选委会施压，导致选委会主任辞职。
第二日，选委会副主任宣布选举结果，14名候选人名单人，何建国团队入选5人，“执政派”9人全部入选，但时隔一日，选委会又贴出公告，经再次开会讨论，否决本次选举结果。
高营镇党委书记鲁志强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那段时间，是他最为头疼的，“我们作为基层管理者，认为选举有点瑕疵是正常的，可双方僵持不下，居委会选举的相关法律条文也没有明确规定什么样的有效，什么样的无效。”鲁志强说。
不得已，镇党委层层上报，最终向民政部请示该如何处理，电话答复是：选委会有权否定选举结果，而村民会议有权否定选委会的决定。
双方均不妥协，何建国方不能接受选举结果；选委会的无效公告，高营集团也拒绝承认；在双方僵持不下的状况下，也无法召集足够的人数召开村民会议。
候选人推选没有结论，正式选举便遥遥无期。几个月后，南高营村民再次到河北省信访局信访，要求重新推选候选人，两个月两次信访后，石家庄市长安区政府派出工作组调查，同时派一名镇干部进驻南高营，主持工作。
此后不久，备受争议的老主任何春禄突然以年龄为由，辞去一切职务，由副主任何立亚接任集团董事长。鲁志强向《中国新闻周刊》坦言，鉴于当时的形势，何春禄此举是接受了镇里的建议。 南高营的最近一次上访发生于2012年12月26日，面对一千余名村民，鲁志强承诺会在第二天下班前解决。“他在现场还签了承诺书。”参与上访的村民说。
果然，第二天，高营镇换届领导小组发布公告，宣布于12月28日再次启动换届选举。
“我们不上访，他们也不动，我们一上访，就宣布启动选举。”何彦红说。
但当南高营选举委员会贴出公告，宣布将于2013年2月24日再次推选居委会候选人，镇党委又提出异议。
“启动推选，要召开居民代表大会，征得居民代表的同意。”鲁志强说，“没有召开即发布公告，不符合程序。”
选委会主任杨计生则解释，按照相关法律，居民代表大会由居委会召集，选委会早在一个月前就向居委会提议，无奈对方并不配合。“我们咨询了律师，居民代表书面签名也算有效。”杨计生说，并展示了他们征集到的93名居民代表中50多个签名。
选委会一直坚持到2013年2月23日，公告推选日的前一天。
这一天，杨计生突然被叫到区里参加会议，会议主题只有一个：必须暂停选举工作。杨计生回来转告这个决定时，突然失声痛哭，边哭边说：“我对不起乡亲们。”
事实上，即使选举照常举行，“反对派”是否真能当选，当选后是否又会真的按照竞选纲领施政，并不是所有人都持乐观态度。
一位曾是“反对派”的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参加的初衷，是期待建立一个监督与制衡机制健全的居委会，“这将是一件有标杆意义的事情”。但时间一长，他发现书本上的民主试验在现实中无法推动。“比如，一个方案原本应该集体讨论，但最后往往是个人意志；再比如，本来竞选团队是同事关系，但他们会按竞选的职务对你发号施令。”
感到失望后，他从团队中退出。
大概因为竞选从未正式举行，南高营并未发生明显的贿选行为。不过，“反对派”几位成员为了参加竞选，均“重装”上阵：竞选居委会主任的何建国投了20万元，竞选副主任的两名成员各15万元，竞选村委委员的6名成员各10万元，作为竞选期间的办公经费。
面对投入如此大的成本参选，是否会引来质疑时，何建国回答：“我们团队没有提出过任何经济上的诉求，只是提出要正常选举。我们要求的只是保证集体利益。”
“执政派”带头人何立亚说，“他们投这么多，全是为了正义？不见得。其实也是为了个人利益。”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曾有一个被拆迁的竞选人私下跑来跟他开价300万元，作为被强拆的补偿。
但村民们期待可以在2月24日这天对几年来的坚持与挣扎做一了结。推选候选人虽然宣布取消，他们仍赶到选举现场，围住了一名正在拍摄的便衣民警，要其说明取消原因，民警不知所措，最后还是派出所长出面解了围。
目前，南高营仍有100余个未拆迁户，长安区安排全区59个部门一把手包户做工作。“如果不迁走，回迁楼就没有办法完全开工。”何立亚解释说。
宣布推选活动取消这天晚上，何建国没心情吃元宵，只泡了一袋方便面。“还是会有下一次的。”他鼓励自己。
那张巨型海报，何建国本以为会被破坏，未曾想，几日后就刮起一场大风，吹跑了。
3月，现高营镇副镇长被派回南高营，主持居委会的日常工作。
中国大概还没有一个地方像南高营这样，为了选举出居委会主任，共上访一百余次，甚至惊动了民政部。然而，直至2013年2月，选举仍未成功，不是难以启动，就是涉嫌作弊而搁浅。
南高营的选举至今也没能争取到一个结局。“现在还在等上面的意思。”何建国说。
南高营
南高营村位于石家庄东北部，紧邻北二环，一万余人口。1980年代，在国家鼓励发展乡镇企业的政策下，这里一跃成为全国百强村，辉煌时期共有20多家集体企业，4000余名工人，为全村一半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其中的华曙制药厂曾是中国最大的土霉素原料生产厂，土霉素碱年生产量占世界总量的50%；华营联合葡萄糖厂也是同行业中的佼佼者。
1990年代初，集体企业合并成立高营集团，并继续保持着几乎与中国近30年经济发展一样的高速度。2002年，南高营村被划入石家庄市长安区时，其税收收入占全区的60%。然而2005年后，不期然的转变出现了，陆续有工厂停产，大量村民因此失业。
这些乡镇企业开始走下坡路时，恰好是中国城镇化过程中另一轮房地产开发的开端。
此时已成为石家庄市城中村的南高营，也不可避免被卷入洪流。2006年，当时的村委会与开发商达成协议，将400亩土地以每亩11万的低价售出，作为回报，后者负责为村民建住宅楼。
然而，等待了一段时间后，村民发现，开发商将土地收走后建的却是商品房，公开对外发售。村民感到受了愚弄，并开始质疑，在出售土地过程中，村委会成员并未向村民公告所有交易细节，很可能还有徇私枉法的行为。
南高营对于村委会成员的关注便从那时开始。
早在1980年，就在广西出现了中国“村民自治第一村”，即村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利选举出管理本村事务的领导团体。此后，村民自治一直在中国农村缓步发展。1982年，村民自治写入《宪法》，1998年，试行10年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实施。据民政部在2005-2007年的一份不完全统计报告，全国60多万个村委会中，平均选举完成率达99.53%。
但对于乡镇企业支持了几乎全村人生计的南高营来说，从1985年起，村委会班子几乎没有变动。“村民没有热情，投票也是走过场。”何建国说，“没有涉及重大利益，乡里乡亲的，一般也不会有什么看法。”
高营集团成立后，村委会干部自动成为高营集团的领导层，几任集团董事长都由村委会主任或村支书兼任，多年来都是“两套班子，一套人马”。
2011年，在“社会主义新农村”政策指导下，南高营也开始实施“村改居”，更名为南高营社区，原村委会顺势更名为南高营社区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居委会）。但人们还是习惯称其为村。
拆迁
2006年卖地风波时，南高营村诞生了历史上第一个“反对派”——何秋波。他公开在村里演讲，指责村干部治村无方，牺牲村民利益谋取私利。在当年换届选举中，他以高票当选，并带领村民围堵开发商，索要了5000万赔偿。不过，一年半后，何秋波因病去世。
接替者何春禄，因能力出众，在2009年换届时高票当选村主任。但期待他能使乡镇企业起死回生的村民们失望了。他上任后，工厂全部停工，南高营更是在2010年启动更大规模的拆迁，全村1500亩（相当于4个“鸟巢”）住宅全部拆除，500亩作为村民回迁住宅，其余全部为房地产开发项目。
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承诺村民每户补偿一套300平方米的回迁房，原居住房屋每平方米可获500元至1000元不等的补偿，回迁之前，每月按每平方米15元发放过渡安家费。
高营集团也于2010年2月成立了石家庄高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从事房地产开发与经营。该公司一年后注销，并于2011年7月再次成立了河北高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仍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村民们眼看着商业开发的楼宇一栋栋拔地而起，但将土地从村民手中拿走，并承诺给他们的回迁楼却建设缓慢。
“我已经在外面租房住了三年了，平均一年搬三次家。”一位当初接受拆迁协议的村民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也有人不愿意搬迁。可“钉子户”并不好当，断水断电，门锁被502胶封死，晚上不期而至的礼花弹在自家院中炸响，门窗玻璃全部震碎。
这年9月，何建国、何彦红等5个“钉子户”站了出来，在村街口拉起横幅，拿起扩音喇叭演讲，征集村民签名，号召村民罢免“违法强拆，倒卖土地”的村主任、高营集团董事长何春禄。他们提出了人人可见的证据：集团一方面宣布亏损严重，另一方面还给何春禄配置了一辆价值200多万的奥迪A8，之后又新购了两辆奥迪Q7。
“这不是大事，原来的领导在90年代时配的就是奔驰600。”现任高营集团董事长、居委会副主任何立亚说。他不否认有“扔礼花弹”等现象，但强调那是开发商所为，“多耗一年，开发商要多垫付一个亿的过渡安置费。现在仍有110户未拆，其中50户占在楼基位置，无法施工，能不急嘛！”
今年45岁的何建国，在有上万人口的南高营无人不识。这个习惯穿一身户外休闲装、戴着眼镜的农民，由于年纪轻轻就有些谢顶，让人觉得更像个学者，不过他的最高学历仅是初中。何建国此前是华营联合葡萄糖厂的业务推销员，企业停工后，他丢了饭碗，眼看着拆迁又将使他失去生活居所，他说有种坐以待毙之感。 何彦红与何建国曾是同事，生性泼辣，2009年选举时，何彦红对何春禄没有好感，没有投他的票，她也曾上访反映村里违法占地。2010年大规模拆迁后，她激烈反对，被工厂停职。“你回家去配合拆迁吧！”厂里这样告诉她。
新站出来的“反对派”全是三四十岁的本村人，跟随村里的企业成长，也眼看着企业衰落，他们都反对以改善村民居住条件为由，将农民的土地卖给开发商。
他们征集了2800多名村民的签名，准备启动罢免程序。按照法律规定，有超过五分之一选民要求即可启动罢免程序。
“我们交了10多次材料，他们要求我们，必须要附上2800多个村民身份证原件才能启动，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何彦红说。
罢免无果，何建国等人听从了律师的建议，由维权改为参选，决心把何春禄选下去。
这年7月23日，傍晚走出家门的何建国被三名不明身份者围攻，致双腿7处粉碎性骨折，案件至今未破，何建国也因此有了个更鲜明的特征——拐杖。他在村中威望陡升，并迅速成为“反对派”的领军人物。
“反对派”与“执政派”
或许是被村民多次信访所说服，或许是觉得此事总要有所解决，2012年4月，南高营换届选举获准可以启动。何建国、何彦红等成立了14人的竞选团队，分别竞选村主任、副主任以及村委委员，并制定了共建高营宣言和行动纲领。
南高营正式分化为“反对派”与“执政派”两个阵营。他们各自有竞选团队，有竞选纲领，至2012年4月，甚至还分别拥有了各自的舆论阵地——报纸。
“执政派”掌握的是一份有20年出版历史的《高营报》，虽是一份没有刊号、村内发行的不定期出版物，但从1980年代起，就是村委会的“机关报”。
为了与之抗衡，“反对派”开始编辑《高营民心报》（以下简称“民心报”），也是对开四版，每期印刷3000份，以“揭露”现任居委会和高营集团倒卖土地、出卖村民利益为主。
2012年3月31日，创刊号的头版头条即是《南高营村改居后两委不再换届选举是违法违民意的》。该期共7篇文章，篇篇指向时任村委会主任、集团董事长何春禄。
但一个星期后，第二期《高营民心报》就抛出一份极有杀伤力的“炸弹”——《石家庄建设局关于何建国等人申请南高营建设项目的信息公开的答复》。在这份石家庄市建设局于2012年2月写给市政府的报告里，建设局称南高营在建的6个项目均未办理土地、规划、建设等相关手续，并且这6项工程均不配合查处，请市政府责令相关部门处理。实际上，这六个工程均为房地产开发项目。
本来不定期出版的《高营报》被迫连续出版，指责“民心报”“处处是谎言，四处散发，迷惑群众”，但“任何歪曲事实的言论都是徒劳的”，不过并未对工程项目做出回应和解释，只是撰文评论说，“钉子户”是回迁楼建设受阻的真正原因。
面对《中国新闻周刊》的追问，现任居委会副主任、高营集团董事长何立亚这样回应房产开发的手续问题：“为了便于审批，商业地产开发项目是以回迁楼名义申请建设的。”
通过查阅工商资料，“反对派”们发现，本属于集体企业的河北高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何春禄居然占有52%的股份。对此，何春禄并不否认，他曾向记者表示：这是集体的决策，这种方式，便于在外谈合同。
在各自的舆论造势下，两派各不相让。但到后来，村民们渐渐习惯了双方的争执。“有时候也不看了，就那么点事儿，直接当废纸。”一位村民说，“我们就希望来个明白的，什么时候能选举？”
再次破产
2012年初夏的候选人推选，是至今唯一如期举行的选举活动。
推选前，双方都制作了大型海报、参选人士的易拉宝，并抢占选举现场的有利地形，有的还将海报贴在面包车上，作为流动广告。
95名居民代表选举产生了9人选举委员会，并决定5月12日在当地一所中学操场上进行候选人推选。
不过，候选人选举尚未进行，“反对派”内部就发生了摩擦，主要矛盾是各自竞选的职务和排名，一名团队成员将自制的竞选名片钉在团队名片上面，以遮挡住其他成员的名字，还有一名成员的亲属去选举现场撕掉了本团队其他成员的海报。
经过多次信访争取来的这次候选人选举最终以“宣告无效”结束。对于无效的原因，双方各执一辞。
“反对派”陈述的理由是：选举开始不久，就发现有工作人员携带空白选票入场，以及有字迹相同的选票，然而向现场主管领导汇报后不予理睬，导致选委会主任当场辞职；“执政派”的解释则是，由于唱票时反对派提前发现己方选票落后，向选委会施压，导致选委会主任辞职。
第二日，选委会副主任宣布选举结果，14名候选人名单人，何建国团队入选5人，“执政派”9人全部入选，但时隔一日，选委会又贴出公告，经再次开会讨论，否决本次选举结果。
高营镇党委书记鲁志强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那段时间，是他最为头疼的，“我们作为基层管理者，认为选举有点瑕疵是正常的，可双方僵持不下，居委会选举的相关法律条文也没有明确规定什么样的有效，什么样的无效。”鲁志强说。
不得已，镇党委层层上报，最终向民政部请示该如何处理，电话答复是：选委会有权否定选举结果，而村民会议有权否定选委会的决定。
双方均不妥协，何建国方不能接受选举结果；选委会的无效公告，高营集团也拒绝承认；在双方僵持不下的状况下，也无法召集足够的人数召开村民会议。
候选人推选没有结论，正式选举便遥遥无期。几个月后，南高营村民再次到河北省信访局信访，要求重新推选候选人，两个月两次信访后，石家庄市长安区政府派出工作组调查，同时派一名镇干部进驻南高营，主持工作。
此后不久，备受争议的老主任何春禄突然以年龄为由，辞去一切职务，由副主任何立亚接任集团董事长。鲁志强向《中国新闻周刊》坦言，鉴于当时的形势，何春禄此举是接受了镇里的建议。 南高营的最近一次上访发生于2012年12月26日，面对一千余名村民，鲁志强承诺会在第二天下班前解决。“他在现场还签了承诺书。”参与上访的村民说。
果然，第二天，高营镇换届领导小组发布公告，宣布于12月28日再次启动换届选举。
“我们不上访，他们也不动，我们一上访，就宣布启动选举。”何彦红说。
但当南高营选举委员会贴出公告，宣布将于2013年2月24日再次推选居委会候选人，镇党委又提出异议。
“启动推选，要召开居民代表大会，征得居民代表的同意。”鲁志强说，“没有召开即发布公告，不符合程序。”
选委会主任杨计生则解释，按照相关法律，居民代表大会由居委会召集，选委会早在一个月前就向居委会提议，无奈对方并不配合。“我们咨询了律师，居民代表书面签名也算有效。”杨计生说，并展示了他们征集到的93名居民代表中50多个签名。
选委会一直坚持到2013年2月23日，公告推选日的前一天。
这一天，杨计生突然被叫到区里参加会议，会议主题只有一个：必须暂停选举工作。杨计生回来转告这个决定时，突然失声痛哭，边哭边说：“我对不起乡亲们。”
前景
事实上，即使选举照常举行，“反对派”是否真能当选，当选后是否又会真的按照竞选纲领施政，并不是所有人都持乐观态度。
一位曾是“反对派”的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参加的初衷，是期待建立一个监督与制衡机制健全的居委会，“这将是一件有标杆意义的事情”。但时间一长，他发现书本上的民主试验在现实中无法推动。“比如，一个方案原本应该集体讨论，但最后往往是个人意志；再比如，本来竞选团队是同事关系，但他们会按竞选的职务对你发号施令。”
感到失望后，他从团队中退出。
大概因为竞选从未正式举行，南高营并未发生明显的贿选行为。不过，“反对派”几位成员为了参加竞选，均“重装”上阵：竞选居委会主任的何建国投了20万元，竞选副主任的两名成员各15万元，竞选村委委员的6名成员各10万元，作为竞选期间的办公经费。
面对投入如此大的成本参选，是否会引来质疑时，何建国回答：“我们团队没有提出过任何经济上的诉求，只是提出要正常选举。我们要求的只是保证集体利益。”
“执政派”带头人何立亚说，“他们投这么多，全是为了正义？不见得。其实也是为了个人利益。”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曾有一个被拆迁的竞选人私下跑来跟他开价300万元，作为被强拆的补偿。
但村民们期待可以在2月24日这天对几年来的坚持与挣扎做一了结。推选候选人虽然宣布取消，他们仍赶到选举现场，围住了一名正在拍摄的便衣民警，要其说明取消原因，民警不知所措，最后还是派出所长出面解了围。
目前，南高营仍有100余个未拆迁户，长安区安排全区59个部门一把手包户做工作。“如果不迁走，回迁楼就没有办法完全开工。”何立亚解释说。
宣布推选活动取消这天晚上，何建国没心情吃元宵，只泡了一袋方便面。“还是会有下一次的。”他鼓励自己。
那张巨型海报，何建国本以为会被破坏，未曾想，几日后就刮起一场大风，吹跑了。
3月，现高营镇副镇长被派回南高营，主持居委会的日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