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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技术化时代：未来就是现在
在我看来，在今天写作的首要问题是如何理解现实。一个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作家不需要刻意去理解现实，因为彼时人类还没有能力大规模地改造现实，但如今，人类已经获得了改造现实的能力。除了声响、影像、信息传输等二十世纪的技术变得更加完善和便捷之外，互联网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当我们以为现实的疆域正在抵达边界之际，VR、AR技术又诞生了，影像摆脱了平面的囚禁，产生了对人类大脑而言“真实”到足以无法分辨的人造现实。
事情还没完。人工智能领域的成果也惊人，机器可以精准识别事物，包括人类的脸部以及其他物理特征，但我们并不知道机器如何做到的，我们只知道对机器这样“训练”便可以做到，就像我们对孩子和宠物所做的。无论如何，这已经有点儿接近神的创世工作。如果人工智能获得跟人一样的意识，会把人类当神那样来崇拜吗？不知道。但有一点无可置疑：一个越来越细腻的技术化时代已经到来。
所谓“技术化时代”，不仅仅意味着使用技术统治一切，而且更是意味着文化政治上的无条件许可。换句话说，技术本身超越了任何的意义话语，开始深度地塑造起人类的精神生活。这从传统的人文学范畴来看，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是令人惊悚的事情，因为人类灵魂的崇高存在是一切人文学的前提与假定。技术将会以怎样的方式介入到灵魂的领域？想想电影《黑客帝国》里边的悲壮场面：人类完全被一种虚拟的假象所统治而又全然无知，人类的真实不仅被重新诠释，而且变得不可接受，生命的价值与意义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现在，当我写这篇文章时，距离这部电影首次上映已经过去了整整二十年，所谓的赛博空间已经成为我们每个人生活的一部分。《黑客帝国》中的科幻思想并没有随着这二十年的科技发展而过时，这是跟以往的科幻作品有所不同的。曾经的科幻作品尤其是所谓的“硬科幻”预言了潜艇、登月、手机等事物，后来的科技发展实现了这些事物，人的生存现实并没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但是，以《黑客帝国》作为一个坐标，我们发现，人类的生存现实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具体的科技产品被预言出来一点也不意外了，甚至，预言某种科技产品已经不属于科幻作品的核心价值。科幻作品对于人类的影响开始增大是因为它“发明”了未来，那种关于未来的意识与文化开始前来影响乃至支配着我们的现实生活。
因此，可以说，我们已经来到了“未来”之中，至少，我们处在一种“准未来”的状态之中。
有人也许会说，哪个时代不是过去时代的未来呢？但很显然，情况要复杂得多。建构关于未来的想象受制于当时的文化意识，唐代人可以想象明代人的生活，而明代人却无法想象今天的生活。这是因为在技术发展的同时，关于未来想象的文化机制发生了根本变化。未来并非提前抵达，未来永远只是未来，悬在那永不抵达的明天;但是，现实越来越快地被未来所塑造。关于未来的想象、概念、揣测影响着今天的认知与行动，今天的认知与行动愈加成功，未来也被证明为愈加正确。在这种复杂的缠绕中，我们看到的是“现在”与“未来”的距离在不断缩短。人类发明了未来，这种未来又变成了类似毛驴头顶悬挂的蔬菜那样的东西，不断诱惑着我们去实现它。到底是我们从现在发展出了未来，还是我们发明出的“未来”引导了现在，似乎已经难以说清了。
我对李敬泽先生的这句话很有共鸣：“我们的现实不仅包含和沉淀着过去——对此我们有比较充分的准备，但是好像人们忽然意识到，我们的现实同时经受着未来的侵袭，未来不再是时间之线的另一端，未来就是现在。”面对未来的维度，我们意识到未来不再停留在幻想的层面，而是现实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人類历史上，从没有像今天一样对未来做出各种设想，这种设想不是一种浪漫的幻想，大多是基于当前的科学认知。而且，随着电影、VR等技术的发展，让“未来”非常逼真地呈现在我们眼前，我们时常已经忘记了那个真实的自我，而把情感投射出去的那个虚拟对象当成了自我。蒸汽机时代、电气时代，那些怒吼庞大的机器让我们望而生畏。而如今，小巧玲珑的手机、电脑随着手指的轻抚变幻着纷繁的页面，我们已经没有多少人会去惊讶地追问：这是怎么做到的？这种技术的原理是什么？这种技术就是这么默默无闻地构成了我们的现实本身。对于这种现实的拷问与思辨，恐怕是一个作家必须面对的课题。
2.“科技现实”作为“深度现实”
这个时代，过去、现在与未来是如此亲密地折叠在一起，现实与虚拟也纠缠在一起。也正因为如此，以科幻为视野的小说冲破“类型”的藩篱，成为当代文学照亮现实的新引擎，有着内在的必然性。对于今天来说，科幻小说中最重要的已经不是外在的幻想外壳，而是借助科学知识，推演一种思想的实验，探询一种关于科学及其应用的伦理，创造一种出自科学精神又落脚在人文情怀上的世界观。那么进而推论，充满想象力热情的科幻小说与密切关注当下的现实主义文学之间其实有了越来越多弥合的可能性。
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说：“我们的时代可能已经创造出了一种乌托邦的‘升级版’，只是它不再被叫做乌托邦，而是被称为‘科幻小说’。”科幻小说曾经表达了对人类未来的美好想象，但在《一九八四》《我们》《美丽新世界》这样的科幻小说中，却表达了对那种秩序井然的理想世界的质疑与反思。因此，科幻小说已经不再仅仅是关于某项科技发明的预测了，它本身暗含着乌托邦的文化结构——无论正与反。还无法肯定地说，科幻叙事作为乌托邦已经取代了形而上学的位置，但至少，这两者的确有相似之处。那个秩序井然的科幻乌托邦难免不是形而上学的投影，而那个令人窒息的“美丽新世界”也来自当时的价值和省思。
所以说，一种关乎未来的具有科幻色彩的小说，已经日益成为一种“科技现实主义”的作品。“科幻”这个词语中的“幻”字，会逐渐失去其梦幻般的色彩。我甚至不免想说，其实传统类型意义上——以凡尔纳等作家为代表——的科幻小说已经终结了。科幻小说不可避免地跟其他文学类型一样，会一起走向融合与创新。这也是科幻小说本身的转型与壮大。无论如何，我都希望我们的写作能以最大的程度向未来的经验敞开，包含的却是历史行进到此刻所无法化解的焦虑、痛苦与渴望。 我曾经提过“深度现实主义”，就是想说明今天现实的复杂性（在文学的语境中使用“主义”只是一种表示强调的修辞而已，尤其在我自己的行文中更是如此，正好特此说明）。“现实”呈现出一种流动性，在社会学意义上是分层的。而且，它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根据每个个体的社会身份、境遇乃至性别、性情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我想，与“现实”相对应的词是“时代”，“时代”可以视为一种总体性的现实状况，这是由每个个体现实汇集而成的一种倾向。故而，我认为作家的工作便是深入体悟个体的现实，然后以写作的方式把握一个时代的现实状况与倾向。这便是我理解的“现实主义”，现实主义的内核其实是一种个人与时代的深层关系。
另外，在这个时代，信息非常发达，社会结构也相对稳固，人的经验是特别容易雷同的。那么我想一种能打动人的写作，就不仅仅要呈现经验，还要反思经验、穿透经验，才能让作品获得照亮的能力。这就需要个人经验与时代经验彼此介入、血肉相搏的写作方式，思想诞生在这样的辩论当中，像是光束探进了黑暗，事物不仅获得了形状和颜色，世界也由此有了维度与景深。这便是写作的深度现实主义。
“科技现实”只是“深度现实”的一个重要维度而已。之所以重提“深度”，是因为我坚信现实主义一定是关乎人的存在的，与文学的创造息息相关。一个作家应该依凭前辈作家积累并修复起来的个人体验去重新进入历史。进入历史，并不意味着一定要书写历史题材，而是意味着将自身获取的个人经验置放进历史与文化的现场中去辨析、理解和自省。记忆、建构与心灵，是这个过程的关键词。
鲁迅先生曾说文学的起源，是因为先民们“天地变于外，则任情而歌呼;心志郁于内，则只畏以祝颂”，其实今天的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我们从未像今天这样听到这么密集的话语，但这些话语几乎都是单向度的，它们指涉及我们的身体与精神上，却并不在意我们的表情与反馈，就像我们天天用微信朋友圈看着别人的生活，却对自己的生活无能为力。人的存在感依赖于精神之间对话、交流的呵护，当心灵的内部被外部泛滥肤浅的言辞占据之后，生命的危机便出现了。那么，只有文学，它提供的话语既可以是柔软的抚慰，又可以是深思的哲理，既可以是决绝的宣告，又可以是犹疑的对话，而在它的这一切品质当中，关键是它一如既往地承认这个世界与人生当中那些晦暗不明的部分。那是被分门别类的现代学科剔除掉的部分，那宛若游魂的部分却牢牢关切着我们生与死的全部细节，这就是关乎存在的深度体验。
文学的本质之一，便是它对于世界本身的持续命名。人类其他的知识类型总是希望和世界之间有着稳固的假设、概念与解释，但文学是对处境的鲜活映照，是属于心灵的特殊知识。它追求的是鲜活与流动，所有概念化的僵死之物都是它的敌人。因此，好的文学既可以囊括技术带来的求新求变的那一面，也可以将这些新与变引领向那些古老而恒定的精神事物。关乎存在的“深度体验”正是在文学精神的烛照之下，让我们即使与他人耳闻目睹了同样的事物，我们的心灵体验也不会相同。这种不同正是个体得以保全自我的唯一途径。好的作家就是在竭尽一生去寻找这种不同，并让别人相信总有“不同”的存在，救赎的可能性就在那样的“不同”当中。是的，这种“不同”就是心灵的自由，就是人类最根本的自由。
现实与未来既然已经扭结成了一体，那么涉及现实便必然涉及未来，涉及未来便必然涉及现实，这也形成了一种新的视角与尺度。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中的“科技”还是“科幻”只是一种步入“意义深度”的路径统称，而深度则意味着心灵的自由程度。
3.從文化诗学到未来诗学
在这样的语境下坚持写作，必须得更加地深刻理解我们所处的这个“现代”。这是一个将全部事物连根拔起的时代，它的根基不在静止的大地上，而是在运动的加速度上。“现代”与“技术”已经成了同构的事物，它们密不可分，交融在一起。所以说，技术时代的风险其实就是现代性的风险。世界那不可见的晦暗在不断加深，每个个体面对的都只能是一个庞然大物的局部侧影。面对如此语境，文学的力量究竟何在？
我认为，文学作为人类精神文明最丰富的载体，没有失去它的关怀、责任与绵延不绝的力量。
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从来都是以叙事开始，以叙事导向意义的目的与终点。没有对现实的叙事，我们对于自身的生存图景便会失去清晰的判断。技术时代阐述自身的方式，与历史的其他阶段一样，都依赖叙事。我们总是需要一套强大的故事系统，隐喻性地描述我们从何处来、到何处去的核心问题。十九世纪，那些伟大的作家站在人类精神的顶峰处，对人类的前景抱有光明的希望。二十世纪，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人类陷入悲伤彷徨的困境，那些伟大的作家写尽了对黑暗与绝望的体验。二十一世纪，一个技术统治的时代，我们的希望与绝望都注定要在技术营造的仿像当中迷失掉，而伟大的作家，就是要把人类心灵的敏感与丰富从这样的迷境中拯救出来。
为什么中西两大文明，在相对独立的情况下最终都选择了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来表述自身？当然，从物质的角度来说，这和印刷术和造纸术的成熟是密切关联的。但这只是一个前提，背后的精神史值得我们探讨。西方自十八世纪以来，小说艺术的发展极为繁盛，以至于到十九、二十世纪抵达了一种巅峰状态。
以中国为例，明清之际出现了“四大名著”，尤其是《红楼梦》的诞生，可以视为中国人的历史心灵在小说中的诞生。我们在《红楼梦》中看到了中国人作为个体的觉醒，它是一部完全根植于个人经验的作品。《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这些作品，其实是集体创作的成果。它们不只是施耐庵、吴承恩个人的创作，它们是经过历朝历代文人反复加工而成的。而《红楼梦》只可能是一个人的作品，也许后面四十回是他人增补。即便不论作者是集体还是个人，只看作品中的精神品质，我们在《红楼梦》中终于看到了“完整的人”的形象，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而不是乱世、江湖和神话。因此中西两大文明传统以小说为最终表达并不是偶合，这是成熟文明的一种内在冲动与需要。 所谓的“成熟文明”，就是文化的复杂程度在以加速度的方式叠加，人们的生活变得精致而多欲，人们的文化心理变得更加敏感与复杂，人们需要一种容纳了诗歌、故事、戏剧、沉思以及与自身生活情境完全贴合的叙事艺术形式，于是“沉浸式体验”被小说率先创造出来，不同的经验和思想通过小说逾越了“你—我”的界限，这是对精神生命的一种模仿与建构，有效地观照了人类的存在状态。换句话说，人类必须建构一个与己相关的他者才能来理解自身。在这个意义上，小说便是语言叙事构造出的文化镜面，只是这个镜面并非现实中冰冷而沉寂的光学反射物，而是复杂、流动、充满想象力的自觉意识在语言中思辨着而存在的意象。
因此，小说叙事艺术得到聚焦关注是一种文化的必然。
如果以一个宏阔的视角来看，十九世纪以长篇小说这种文学形式的成熟表明了小说开始大规模参与建构社会的文化意识，并且成为文化的一部分。十九世纪的作家还没有来得及对小说本身进行全面系统的论述，而是更热衷于对社会和历史等现实问题直接发言，在公共话语领域也具有极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从雨果、左拉到托尔斯泰，作家都在积极塑造社会良知的形象。这方面以托尔斯泰为最典型的代表，他身上集中体现着他所置身的时代的价值分裂，他尝试以一己之力去弥合和探询，并进而直接走向了社会实践的现实范畴。二十世纪，各种现代主义小说进行了各式各样的文体实验，它既是文化现代性的一部分，也是对于文化现代性带来的焦虑的一种回应，现代小说经常呈现出一种反现代性的现代性，一种反文化的文化创造性。二十世纪也是人类整体文化剧烈变迁的时代，从宗教到政治，從社会组织到日常生活，有许多稳固的价值观念和存在方式受到了挑战并变得分崩离析。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更是将现代文明的危机凸显到了绝望的极致。小说的艺术及其在理论方面的自觉性在这期间也产生了犹如井喷一般壮观的文学景观。福斯特《小说面面观》、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略萨《给青年小说家的信》等，不胜枚举。作家带有极为鲜明的艺术思想在进行写作实践，对于小说作为一种文体的重要性以及复杂的艺术特点乃至哲学关怀都有了深刻的思辨。及至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作家几乎都具备极强的文化自觉与思想深度，对小说本体论的重视让小说艺术得以继续推进。
我们得更加重视小说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小说自成熟起，便大规模参与到文化的建构中，而小说意识的觉醒便是意味着一种文化意识的觉醒，这两者之间是一种互通或说互相支撑的关系。小说的艺术直接催生了现代叙事学的诞生，而叙事作为一种方法也成了包括文化研究在内的几乎全部人文社会科学的一种有机力量与独特视角。按照叙事学的划分，小说可以分为“故事”与“话语”两个层面。“故事”层面是由一系列的人物事件构成的，这就无法避免人物与环境的时代特征以及历史语境。换句话说，在叙事学的视野看来，小说本身就无可避免地成为同时代文化的物质元素的某种文本容器或文化镜像。“话语”层面则是涉及“如何说”的问题，在此背后又无法避免地关乎价值、立场、情感、心理等深层的文化意识。因此，小说文体与文化之间有一种血肉同构的深切联系。
我们可以看到，随着科技的发展，更新颖的艺术形式也是沿着小说所开拓出来的沉浸体验的道路向前探索和建构。无论是电影、电视剧，还是网络游戏、VR游戏，都是不断在加强这一点。我们经常说文学是一切艺术的母体，那么小说则构成了现代到后现代一系列深刻影响大众的艺术形式的母体。“沉浸式体验”只是一种笼统的表达，这其中所容纳的叙事技艺涉及文化和现实的方方面面，这种思辨关乎以小说为母体的一系列大众文化艺术作品，进而关乎文化的价值建构以及人的内在的文化心理。
当然，要清醒地意识到小说的语言本质，文化借助语言的艺术在小说的空间内得到再现，但这种再现无疑是经过语言透镜的改变的。后现代主义历史学和人类学都已经深刻反思这个问题，历史和文化都是依赖于语言的描述与叙事，因而都不可避免地具备虚构成分。社会科学的“真实性”备受质疑。而对于小说来说，虚构本身就是这种文体的核心所在，小说的虚构反而具备了更多的价值和意义。虚构是人类存在领域中不可回避的精神现实，而小说从来也没有回避自身的虚构性，而是以虚构性为自身的文本优势，在虚构中反复锻打、实验与创造。
在社会科学的叙事危机中，作家从中反而获得了灵感与启发。正是以科学范式之名排除掉的那部分在作家这里成了巨大的文化资源和形式自由。小说的写作不必囿于科学范式的封闭式话语机制，可以向更加开阔和复杂的文化现实敞开。这一点结合中国新时期的小说创作来看是极为清晰的。在一种宏大而既定的历史观念松动之后，作家们焕发出了巨大的创作激情，出现了韩少功的《爸爸爸》《马桥词典》、莫言的《红高粱》《檀香刑》、陈忠实的《白鹿原》、阿来的《尘埃落定》、贾平凹的《废都》等卓越的中篇小说，反而在虚构中为当代中国人提供了一份精神与心灵的真实，也让我们看到了历史的丰富与多元可能。因此，小说以自由的创造力获得了比直接的“知识生产”更多的真实。建构小说的文化诗学，并不是拒绝那些直接的“知识生产”，而是要以小说的虚构空间和叙事思想超越那些“知识生产”的画地为牢，重新将自然、人生、社会、世界等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而熔铸在一起。从对文化的深描中洞见未来，又从对未来的想象中理解文化的变迁，一种“深度现实”便可以被有效地建构起来了。
我们知道文化一方面具有“结构主义”的特点，它是稳定的，缓慢的，近乎凝滞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得看到文化在科技的力量干预下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人类历史上经历着从神学话语到人文话语的漫长发展，科技在今天重新塑造起了一种新的神话力量。与历史相较而言，本质的不同在于这次的神话力量却是由人类自身创造出来的。科技曾经是人类的祛魅力量，现在科技却成为了人类的新神话。但我们必须清醒的是，只要是神话，就必须得祛魅，方能让人类与万物相处和谐安然。在我看来，一种具备未来维度的深度现实主义写作便是最好的祛魅艺术，作家要在这个未来已来的历史阶段写出生命的真实体验。
“真实体验”说出来是很容易的，但要做到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有太多的因素会干扰写作中生命的真实体验。从大的方面来说，文学史的惯性、现实的复杂性以及目眩神迷的科技神话，都是对生命真实体验的遮蔽。以生命的本能去直面世界的同时，还得具备一种清醒的思想能力，分辨出哪些体验是出自生命的，又有哪些经验是来自建构的，只有这样，才能发出堪称是“自己”的音色。因此，未来诗学依然是以人为主体的叙事话语，只是需要辨析的迷雾与确证的难度愈来愈大。从文化诗学到未来诗学，那些方方面面当中变与不变的元素需要我们更精密的观察和更严密的思考，才能做到对时代和未来的真正理解。在这个让我们惶恐迷茫的技术化时代，文学叙事是最难被技术驯服的，我还是相信文学的精神能量远远没有被耗尽。文学叙事是以“创造”现实的方式来理解现实，而这种“创造”涉及的是我们对于何为世界、何为真实、何为人类的深刻理解。
责编：李京春
在我看来，在今天写作的首要问题是如何理解现实。一个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作家不需要刻意去理解现实，因为彼时人类还没有能力大规模地改造现实，但如今，人类已经获得了改造现实的能力。除了声响、影像、信息传输等二十世纪的技术变得更加完善和便捷之外，互联网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当我们以为现实的疆域正在抵达边界之际，VR、AR技术又诞生了，影像摆脱了平面的囚禁，产生了对人类大脑而言“真实”到足以无法分辨的人造现实。
事情还没完。人工智能领域的成果也惊人，机器可以精准识别事物，包括人类的脸部以及其他物理特征，但我们并不知道机器如何做到的，我们只知道对机器这样“训练”便可以做到，就像我们对孩子和宠物所做的。无论如何，这已经有点儿接近神的创世工作。如果人工智能获得跟人一样的意识，会把人类当神那样来崇拜吗？不知道。但有一点无可置疑：一个越来越细腻的技术化时代已经到来。
所谓“技术化时代”，不仅仅意味着使用技术统治一切，而且更是意味着文化政治上的无条件许可。换句话说，技术本身超越了任何的意义话语，开始深度地塑造起人类的精神生活。这从传统的人文学范畴来看，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是令人惊悚的事情，因为人类灵魂的崇高存在是一切人文学的前提与假定。技术将会以怎样的方式介入到灵魂的领域？想想电影《黑客帝国》里边的悲壮场面：人类完全被一种虚拟的假象所统治而又全然无知，人类的真实不仅被重新诠释，而且变得不可接受，生命的价值与意义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现在，当我写这篇文章时，距离这部电影首次上映已经过去了整整二十年，所谓的赛博空间已经成为我们每个人生活的一部分。《黑客帝国》中的科幻思想并没有随着这二十年的科技发展而过时，这是跟以往的科幻作品有所不同的。曾经的科幻作品尤其是所谓的“硬科幻”预言了潜艇、登月、手机等事物，后来的科技发展实现了这些事物，人的生存现实并没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但是，以《黑客帝国》作为一个坐标，我们发现，人类的生存现实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具体的科技产品被预言出来一点也不意外了，甚至，预言某种科技产品已经不属于科幻作品的核心价值。科幻作品对于人类的影响开始增大是因为它“发明”了未来，那种关于未来的意识与文化开始前来影响乃至支配着我们的现实生活。
因此，可以说，我们已经来到了“未来”之中，至少，我们处在一种“准未来”的状态之中。
有人也许会说，哪个时代不是过去时代的未来呢？但很显然，情况要复杂得多。建构关于未来的想象受制于当时的文化意识，唐代人可以想象明代人的生活，而明代人却无法想象今天的生活。这是因为在技术发展的同时，关于未来想象的文化机制发生了根本变化。未来并非提前抵达，未来永远只是未来，悬在那永不抵达的明天;但是，现实越来越快地被未来所塑造。关于未来的想象、概念、揣测影响着今天的认知与行动，今天的认知与行动愈加成功，未来也被证明为愈加正确。在这种复杂的缠绕中，我们看到的是“现在”与“未来”的距离在不断缩短。人类发明了未来，这种未来又变成了类似毛驴头顶悬挂的蔬菜那样的东西，不断诱惑着我们去实现它。到底是我们从现在发展出了未来，还是我们发明出的“未来”引导了现在，似乎已经难以说清了。
我对李敬泽先生的这句话很有共鸣：“我们的现实不仅包含和沉淀着过去——对此我们有比较充分的准备，但是好像人们忽然意识到，我们的现实同时经受着未来的侵袭，未来不再是时间之线的另一端，未来就是现在。”面对未来的维度，我们意识到未来不再停留在幻想的层面，而是现实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人類历史上，从没有像今天一样对未来做出各种设想，这种设想不是一种浪漫的幻想，大多是基于当前的科学认知。而且，随着电影、VR等技术的发展，让“未来”非常逼真地呈现在我们眼前，我们时常已经忘记了那个真实的自我，而把情感投射出去的那个虚拟对象当成了自我。蒸汽机时代、电气时代，那些怒吼庞大的机器让我们望而生畏。而如今，小巧玲珑的手机、电脑随着手指的轻抚变幻着纷繁的页面，我们已经没有多少人会去惊讶地追问：这是怎么做到的？这种技术的原理是什么？这种技术就是这么默默无闻地构成了我们的现实本身。对于这种现实的拷问与思辨，恐怕是一个作家必须面对的课题。
2.“科技现实”作为“深度现实”
这个时代，过去、现在与未来是如此亲密地折叠在一起，现实与虚拟也纠缠在一起。也正因为如此，以科幻为视野的小说冲破“类型”的藩篱，成为当代文学照亮现实的新引擎，有着内在的必然性。对于今天来说，科幻小说中最重要的已经不是外在的幻想外壳，而是借助科学知识，推演一种思想的实验，探询一种关于科学及其应用的伦理，创造一种出自科学精神又落脚在人文情怀上的世界观。那么进而推论，充满想象力热情的科幻小说与密切关注当下的现实主义文学之间其实有了越来越多弥合的可能性。
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说：“我们的时代可能已经创造出了一种乌托邦的‘升级版’，只是它不再被叫做乌托邦，而是被称为‘科幻小说’。”科幻小说曾经表达了对人类未来的美好想象，但在《一九八四》《我们》《美丽新世界》这样的科幻小说中，却表达了对那种秩序井然的理想世界的质疑与反思。因此，科幻小说已经不再仅仅是关于某项科技发明的预测了，它本身暗含着乌托邦的文化结构——无论正与反。还无法肯定地说，科幻叙事作为乌托邦已经取代了形而上学的位置，但至少，这两者的确有相似之处。那个秩序井然的科幻乌托邦难免不是形而上学的投影，而那个令人窒息的“美丽新世界”也来自当时的价值和省思。
所以说，一种关乎未来的具有科幻色彩的小说，已经日益成为一种“科技现实主义”的作品。“科幻”这个词语中的“幻”字，会逐渐失去其梦幻般的色彩。我甚至不免想说，其实传统类型意义上——以凡尔纳等作家为代表——的科幻小说已经终结了。科幻小说不可避免地跟其他文学类型一样，会一起走向融合与创新。这也是科幻小说本身的转型与壮大。无论如何，我都希望我们的写作能以最大的程度向未来的经验敞开，包含的却是历史行进到此刻所无法化解的焦虑、痛苦与渴望。 我曾经提过“深度现实主义”，就是想说明今天现实的复杂性（在文学的语境中使用“主义”只是一种表示强调的修辞而已，尤其在我自己的行文中更是如此，正好特此说明）。“现实”呈现出一种流动性，在社会学意义上是分层的。而且，它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根据每个个体的社会身份、境遇乃至性别、性情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我想，与“现实”相对应的词是“时代”，“时代”可以视为一种总体性的现实状况，这是由每个个体现实汇集而成的一种倾向。故而，我认为作家的工作便是深入体悟个体的现实，然后以写作的方式把握一个时代的现实状况与倾向。这便是我理解的“现实主义”，现实主义的内核其实是一种个人与时代的深层关系。
另外，在这个时代，信息非常发达，社会结构也相对稳固，人的经验是特别容易雷同的。那么我想一种能打动人的写作，就不仅仅要呈现经验，还要反思经验、穿透经验，才能让作品获得照亮的能力。这就需要个人经验与时代经验彼此介入、血肉相搏的写作方式，思想诞生在这样的辩论当中，像是光束探进了黑暗，事物不仅获得了形状和颜色，世界也由此有了维度与景深。这便是写作的深度现实主义。
“科技现实”只是“深度现实”的一个重要维度而已。之所以重提“深度”，是因为我坚信现实主义一定是关乎人的存在的，与文学的创造息息相关。一个作家应该依凭前辈作家积累并修复起来的个人体验去重新进入历史。进入历史，并不意味着一定要书写历史题材，而是意味着将自身获取的个人经验置放进历史与文化的现场中去辨析、理解和自省。记忆、建构与心灵，是这个过程的关键词。
鲁迅先生曾说文学的起源，是因为先民们“天地变于外，则任情而歌呼;心志郁于内，则只畏以祝颂”，其实今天的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我们从未像今天这样听到这么密集的话语，但这些话语几乎都是单向度的，它们指涉及我们的身体与精神上，却并不在意我们的表情与反馈，就像我们天天用微信朋友圈看着别人的生活，却对自己的生活无能为力。人的存在感依赖于精神之间对话、交流的呵护，当心灵的内部被外部泛滥肤浅的言辞占据之后，生命的危机便出现了。那么，只有文学，它提供的话语既可以是柔软的抚慰，又可以是深思的哲理，既可以是决绝的宣告，又可以是犹疑的对话，而在它的这一切品质当中，关键是它一如既往地承认这个世界与人生当中那些晦暗不明的部分。那是被分门别类的现代学科剔除掉的部分，那宛若游魂的部分却牢牢关切着我们生与死的全部细节，这就是关乎存在的深度体验。
文学的本质之一，便是它对于世界本身的持续命名。人类其他的知识类型总是希望和世界之间有着稳固的假设、概念与解释，但文学是对处境的鲜活映照，是属于心灵的特殊知识。它追求的是鲜活与流动，所有概念化的僵死之物都是它的敌人。因此，好的文学既可以囊括技术带来的求新求变的那一面，也可以将这些新与变引领向那些古老而恒定的精神事物。关乎存在的“深度体验”正是在文学精神的烛照之下，让我们即使与他人耳闻目睹了同样的事物，我们的心灵体验也不会相同。这种不同正是个体得以保全自我的唯一途径。好的作家就是在竭尽一生去寻找这种不同，并让别人相信总有“不同”的存在，救赎的可能性就在那样的“不同”当中。是的，这种“不同”就是心灵的自由，就是人类最根本的自由。
现实与未来既然已经扭结成了一体，那么涉及现实便必然涉及未来，涉及未来便必然涉及现实，这也形成了一种新的视角与尺度。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中的“科技”还是“科幻”只是一种步入“意义深度”的路径统称，而深度则意味着心灵的自由程度。
3.從文化诗学到未来诗学
在这样的语境下坚持写作，必须得更加地深刻理解我们所处的这个“现代”。这是一个将全部事物连根拔起的时代，它的根基不在静止的大地上，而是在运动的加速度上。“现代”与“技术”已经成了同构的事物，它们密不可分，交融在一起。所以说，技术时代的风险其实就是现代性的风险。世界那不可见的晦暗在不断加深，每个个体面对的都只能是一个庞然大物的局部侧影。面对如此语境，文学的力量究竟何在？
我认为，文学作为人类精神文明最丰富的载体，没有失去它的关怀、责任与绵延不绝的力量。
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从来都是以叙事开始，以叙事导向意义的目的与终点。没有对现实的叙事，我们对于自身的生存图景便会失去清晰的判断。技术时代阐述自身的方式，与历史的其他阶段一样，都依赖叙事。我们总是需要一套强大的故事系统，隐喻性地描述我们从何处来、到何处去的核心问题。十九世纪，那些伟大的作家站在人类精神的顶峰处，对人类的前景抱有光明的希望。二十世纪，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人类陷入悲伤彷徨的困境，那些伟大的作家写尽了对黑暗与绝望的体验。二十一世纪，一个技术统治的时代，我们的希望与绝望都注定要在技术营造的仿像当中迷失掉，而伟大的作家，就是要把人类心灵的敏感与丰富从这样的迷境中拯救出来。
为什么中西两大文明，在相对独立的情况下最终都选择了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来表述自身？当然，从物质的角度来说，这和印刷术和造纸术的成熟是密切关联的。但这只是一个前提，背后的精神史值得我们探讨。西方自十八世纪以来，小说艺术的发展极为繁盛，以至于到十九、二十世纪抵达了一种巅峰状态。
以中国为例，明清之际出现了“四大名著”，尤其是《红楼梦》的诞生，可以视为中国人的历史心灵在小说中的诞生。我们在《红楼梦》中看到了中国人作为个体的觉醒，它是一部完全根植于个人经验的作品。《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这些作品，其实是集体创作的成果。它们不只是施耐庵、吴承恩个人的创作，它们是经过历朝历代文人反复加工而成的。而《红楼梦》只可能是一个人的作品，也许后面四十回是他人增补。即便不论作者是集体还是个人，只看作品中的精神品质，我们在《红楼梦》中终于看到了“完整的人”的形象，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而不是乱世、江湖和神话。因此中西两大文明传统以小说为最终表达并不是偶合，这是成熟文明的一种内在冲动与需要。 所谓的“成熟文明”，就是文化的复杂程度在以加速度的方式叠加，人们的生活变得精致而多欲，人们的文化心理变得更加敏感与复杂，人们需要一种容纳了诗歌、故事、戏剧、沉思以及与自身生活情境完全贴合的叙事艺术形式，于是“沉浸式体验”被小说率先创造出来，不同的经验和思想通过小说逾越了“你—我”的界限，这是对精神生命的一种模仿与建构，有效地观照了人类的存在状态。换句话说，人类必须建构一个与己相关的他者才能来理解自身。在这个意义上，小说便是语言叙事构造出的文化镜面，只是这个镜面并非现实中冰冷而沉寂的光学反射物，而是复杂、流动、充满想象力的自觉意识在语言中思辨着而存在的意象。
因此，小说叙事艺术得到聚焦关注是一种文化的必然。
如果以一个宏阔的视角来看，十九世纪以长篇小说这种文学形式的成熟表明了小说开始大规模参与建构社会的文化意识，并且成为文化的一部分。十九世纪的作家还没有来得及对小说本身进行全面系统的论述，而是更热衷于对社会和历史等现实问题直接发言，在公共话语领域也具有极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从雨果、左拉到托尔斯泰，作家都在积极塑造社会良知的形象。这方面以托尔斯泰为最典型的代表，他身上集中体现着他所置身的时代的价值分裂，他尝试以一己之力去弥合和探询，并进而直接走向了社会实践的现实范畴。二十世纪，各种现代主义小说进行了各式各样的文体实验，它既是文化现代性的一部分，也是对于文化现代性带来的焦虑的一种回应，现代小说经常呈现出一种反现代性的现代性，一种反文化的文化创造性。二十世纪也是人类整体文化剧烈变迁的时代，从宗教到政治，從社会组织到日常生活，有许多稳固的价值观念和存在方式受到了挑战并变得分崩离析。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更是将现代文明的危机凸显到了绝望的极致。小说的艺术及其在理论方面的自觉性在这期间也产生了犹如井喷一般壮观的文学景观。福斯特《小说面面观》、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略萨《给青年小说家的信》等，不胜枚举。作家带有极为鲜明的艺术思想在进行写作实践，对于小说作为一种文体的重要性以及复杂的艺术特点乃至哲学关怀都有了深刻的思辨。及至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作家几乎都具备极强的文化自觉与思想深度，对小说本体论的重视让小说艺术得以继续推进。
我们得更加重视小说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小说自成熟起，便大规模参与到文化的建构中，而小说意识的觉醒便是意味着一种文化意识的觉醒，这两者之间是一种互通或说互相支撑的关系。小说的艺术直接催生了现代叙事学的诞生，而叙事作为一种方法也成了包括文化研究在内的几乎全部人文社会科学的一种有机力量与独特视角。按照叙事学的划分，小说可以分为“故事”与“话语”两个层面。“故事”层面是由一系列的人物事件构成的，这就无法避免人物与环境的时代特征以及历史语境。换句话说，在叙事学的视野看来，小说本身就无可避免地成为同时代文化的物质元素的某种文本容器或文化镜像。“话语”层面则是涉及“如何说”的问题，在此背后又无法避免地关乎价值、立场、情感、心理等深层的文化意识。因此，小说文体与文化之间有一种血肉同构的深切联系。
我们可以看到，随着科技的发展，更新颖的艺术形式也是沿着小说所开拓出来的沉浸体验的道路向前探索和建构。无论是电影、电视剧，还是网络游戏、VR游戏，都是不断在加强这一点。我们经常说文学是一切艺术的母体，那么小说则构成了现代到后现代一系列深刻影响大众的艺术形式的母体。“沉浸式体验”只是一种笼统的表达，这其中所容纳的叙事技艺涉及文化和现实的方方面面，这种思辨关乎以小说为母体的一系列大众文化艺术作品，进而关乎文化的价值建构以及人的内在的文化心理。
当然，要清醒地意识到小说的语言本质，文化借助语言的艺术在小说的空间内得到再现，但这种再现无疑是经过语言透镜的改变的。后现代主义历史学和人类学都已经深刻反思这个问题，历史和文化都是依赖于语言的描述与叙事，因而都不可避免地具备虚构成分。社会科学的“真实性”备受质疑。而对于小说来说，虚构本身就是这种文体的核心所在，小说的虚构反而具备了更多的价值和意义。虚构是人类存在领域中不可回避的精神现实，而小说从来也没有回避自身的虚构性，而是以虚构性为自身的文本优势，在虚构中反复锻打、实验与创造。
在社会科学的叙事危机中，作家从中反而获得了灵感与启发。正是以科学范式之名排除掉的那部分在作家这里成了巨大的文化资源和形式自由。小说的写作不必囿于科学范式的封闭式话语机制，可以向更加开阔和复杂的文化现实敞开。这一点结合中国新时期的小说创作来看是极为清晰的。在一种宏大而既定的历史观念松动之后，作家们焕发出了巨大的创作激情，出现了韩少功的《爸爸爸》《马桥词典》、莫言的《红高粱》《檀香刑》、陈忠实的《白鹿原》、阿来的《尘埃落定》、贾平凹的《废都》等卓越的中篇小说，反而在虚构中为当代中国人提供了一份精神与心灵的真实，也让我们看到了历史的丰富与多元可能。因此，小说以自由的创造力获得了比直接的“知识生产”更多的真实。建构小说的文化诗学，并不是拒绝那些直接的“知识生产”，而是要以小说的虚构空间和叙事思想超越那些“知识生产”的画地为牢，重新将自然、人生、社会、世界等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而熔铸在一起。从对文化的深描中洞见未来，又从对未来的想象中理解文化的变迁，一种“深度现实”便可以被有效地建构起来了。
我们知道文化一方面具有“结构主义”的特点，它是稳定的，缓慢的，近乎凝滞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得看到文化在科技的力量干预下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人类历史上经历着从神学话语到人文话语的漫长发展，科技在今天重新塑造起了一种新的神话力量。与历史相较而言，本质的不同在于这次的神话力量却是由人类自身创造出来的。科技曾经是人类的祛魅力量，现在科技却成为了人类的新神话。但我们必须清醒的是，只要是神话，就必须得祛魅，方能让人类与万物相处和谐安然。在我看来，一种具备未来维度的深度现实主义写作便是最好的祛魅艺术，作家要在这个未来已来的历史阶段写出生命的真实体验。
“真实体验”说出来是很容易的，但要做到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有太多的因素会干扰写作中生命的真实体验。从大的方面来说，文学史的惯性、现实的复杂性以及目眩神迷的科技神话，都是对生命真实体验的遮蔽。以生命的本能去直面世界的同时，还得具备一种清醒的思想能力，分辨出哪些体验是出自生命的，又有哪些经验是来自建构的，只有这样，才能发出堪称是“自己”的音色。因此，未来诗学依然是以人为主体的叙事话语，只是需要辨析的迷雾与确证的难度愈来愈大。从文化诗学到未来诗学，那些方方面面当中变与不变的元素需要我们更精密的观察和更严密的思考，才能做到对时代和未来的真正理解。在这个让我们惶恐迷茫的技术化时代，文学叙事是最难被技术驯服的，我还是相信文学的精神能量远远没有被耗尽。文学叙事是以“创造”现实的方式来理解现实，而这种“创造”涉及的是我们对于何为世界、何为真实、何为人类的深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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