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成书以后,随之出现了很多注解《论语》的本子,其中《论语集解》在早期“《论语》学”的发展中居于承前启后的关键地位。拨开围绕在它身上的学术迷雾,对于我们了解“《论语》学”在汉、魏时期的发展状况及当时的学术思潮演变至关重要。 由于“浮华之风”的兴起危及了曹魏统治者以名教治天下的统治策略,重新注释以《论语》、《孝经》为代表的儒家经典就成了他们推行名教的一个重要举措。从思想背景、学术影响、政治地位以及与司马氏、曹氏两大政治集团的关系来看,何晏无疑是主编《论语集解》最为合适的人选。以何晏为代表的五位编者,在采收汉魏《论语》古注的时候,采取了更为信任经典的态度,但其中所收《古论》孔注却遭到了后来学术界的怀疑和非议。从《古论》传流和文本考证来看,《古论》孔注其正文是可靠的,但署名孔安国的注解却为后人所托。到了东汉,古文经学兴起,马融对《古论语》重新进行了注释,这也间接影响了郑玄。从对《论语郑氏注》残卷的文本分析来看,王国维关于郑玄注“字句全从古”的论断是错误的。《鲁论语》方面,《论语集解》收东汉包咸注仅次于孔安国注,署名周氏的注解却仅有十几条。再通过对周氏注的文本进行分析,可以认为,《论语集解》中所收周氏注为魏人周生烈之注,而并没有采东汉初的周氏之注。《论语集解》于王肃、陈群、周生烈三家当时魏人之注总共才收几十条,而其中王肃最多,在反映了政治对学术影响的同时,也反映了王肃之注确有其优异之处。 《论语集解》撰成以后,被一些人当成何晏的玄学著作。但在仔细分析书中所谓的玄虚之语后,可以发现,何晏在其中所灌注的思想主要受到了《周易》的影响,体现了一种对先秦儒学回归的倾向。《论语集解》最初流传很广,但在宋以后,逐渐式微,日本正平本《论语集解》的回归给我们的研究工作带来了很大帮助。《论语集解》所开创的“集解体”对后世产生了很大一向,而其中存留的汉魏《论语》古注对我们研究“《论语》学”的发展更是提供了宝贵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