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质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是文化交流的核心。这种双方的融合与冲突所产生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使得异质的双方不自觉地发生了异化。其异化在双方文化中的程度的不同则取决于对方原有文化力量的强弱。以儒家文化为核心价值观念的中华文化在上千年的时间里展现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包容性，外来之佛教在与中华传统文化的长期较量与融合下，形成了完全本土化的禅宗，从而能够为文人士大夫所接受。同时，伴随佛教的本土化，儒家文化也逐步吸收了释、道二教的思想，从而形成了儒释道三教相互融合、相互影响的新文化。为应对新教改革的巨大威胁，罗马天主教被迫进行了宗教改革。在这一巨大变革时期诞生的耶稣会承担起了天主教对外扩张的重要任务，开始其全球传教的事业。耶稣会士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进入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儒家文化圈。面对当时仍处于强势状态的中华文明，过去那种依靠武力强迫当地人皈依天主教的办法行不通了，耶稣会士被迫对调整其传教策略。沙勿略在日本最早开始了适应当地文化传教的尝试。利玛窦在总结沙勿略等人经验的基础上探索出了一条“合儒补儒”的传教道路，即：通过深入研究儒家文化，用天主教义来比附儒家经典，以使其得到文人士大夫的支持，并进而使其皈依天主教。利玛窦之后的耶稣会士，如：艾儒略、孟儒望、汤若望、南怀仁、白晋等人均坚持了利玛窦所开创的“合儒补儒”策略并结合实际对其进行了深化和发展，成为此后近百年里耶稣会士在华传教的基本准则。这一策略在中国的文人士大夫中产生激烈的反应，一部分反对佛道虚无主义、主张以实学匡正朝纲、恢复孔孟理想社会的士大夫对其产生了共鸣，将天主教视为强国富民的真理加以推崇，并受洗皈依了天主教。另一部分坚持儒家道统的士大夫则对其比附先秦儒家经典的言行表示了不满，对其势力的迅速壮大表示了忧虑。随着对其教义的认识的深化和形势的发展，尤其在经历了明清政权更替之后，广大士人对其策略的本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儒家思想文化仍处于绝对统治地位的明末清初，广大士人不可能对外来的新兴宗教产生明显的好感。因此，虽然多数士人认可耶稣会士所传西学，但要其放弃孔孟之道皈依天主教，则是不现实的。“合儒补儒”作为天主教进入中国的权宜之计，最终也不能得到罗马教廷的支持。虽然最终双方走向了决裂。但耶稣会士所开创的这一传教模式仍然在儒家文化圈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所带来的不同于东亚文化的西方文化为清代学术的发展作出了较为重要的贡献，并为研究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基本规律和途径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也对今天开展中外文化交流具有启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