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蒙德·威廉斯是英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和社会主义思想家。国内外对威廉斯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文化理论方面，忽视了系统、深入研究其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深刻意义。威廉斯认为，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形势格外复杂，积极发展广大工人阶级和普通大众的共同文化，反对长期占统治地位的精英主义文化的“霸权地位”，努力争取公共领域大众文化的“领导权”，是在新形势下反对资本主义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可行性方案，由此而形成了其独特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
　　威廉斯在对欧文和骚塞的工业社会批判思想，莫里斯的人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以及托尼的共同文化和平等思想的批判和吸收基础之上，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的初步看法。他对阿诺德的文化完美主义思想，艾略特的整体性文化观以及利维斯的少数精英文化观的反思产生了发展“共同文化”和“大众文化”的思想萌芽。同时，威廉斯还在对卢卡奇、葛兰西和戈德曼的理论思想反思和借鉴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意图的观念”说、“文化霸权”说和“情感结构”说等。
　　威廉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经典命题“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模式进行了反思。他针对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界出现的“经济决定论”现象，从理论上对“决定论”、“基础”、“上层建筑”等范畴进行了反思并做出新的界定。他把“决定论”重新界定为“设定界限和施加压力”;把“基础”重新界定为“人们在社会生产活动中各种社会关系和交往活动”;把“上层建筑”重新界定为“文化实践的相关范围，而不是一个被反映的、被再生的、尤其是依赖性的内容”。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上，威廉斯在坚持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两者关系的“相互作用说”基础上修正了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提出用“中介论”取代“反映论”。
　　威廉斯指出并批判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中四个突出的问题:第一，忽略或无视意识形态的社会物质属性;第二，把某一特殊利益集团的意识形态普遍化为普通大众的集体意识形态;第三，把意识形态与科学技术相对立;第四，把意识形态教条性地看成是“错误或虚假的意识”的习惯。他把意识形态概念置于历史流变过程之中，在对意识形态的多种含义进行追溯和考察的基础上，提出意识形态是人类物质社会发展过程的组成部分这个重要观点。威廉斯还从意识与物质相分离、意识形态与科学相对立以及意识形态与社会实践相隔离三个方面分析了造成意识形态物质属性迷失的原因。威廉斯的物质化意识形态学说的最终目的是强调作为主体的人参与社会实践活动过程的积极主动性和创造性，而卢卡奇的“物化意识”和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是物质的存在”看到的却是“物质化意识形态”对人的主体性的控制和支配，这是看似相同实则是性质相悖的两种“物质化意识形态”观。
　　威廉斯提出“文化是整体的生活方式”，包含了文化是日常的、文化是整体的、文化是大众的、文化是共同的丰富内涵，在历史唯物主义范畴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文化唯物主义理论不但拓展了“大众文化”研究的新思路、新视角和“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新领域、新内容，而且建构了一种不同于形式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形式，还开辟了“文化革命”这一新时期英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新形式。
　　威廉斯的社会主义思想源起于其出生和成长的工人阶级家庭背景，形成于他在剑桥大学学习期间参加的社会主义俱乐部。威廉斯的家庭成长环境和接受的家庭教育，剑桥大学的政治氛围和他参加二战的体验，以及英国国内外社会主义运动局势的影响，共同促进了其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在理论上，威廉斯主要从共同文化与社会主义、共同体与社会主义以及电影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中探索了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时期如何实现社会主义道路的有效方案。
　　威廉斯的以上思路为研究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把宏观描述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独特方法;他的文化唯物主义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威廉斯把文化与政治看成是积极能动、互利互助的关系，为提供了一个解读文化与政治关系的新颖视角;威廉斯还提供了一个关于在资本主义社会如何实现社会主义道路的可供鉴别的方案;最重要的是，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思想还为当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了一定的现实借鉴意义。同时，威廉斯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也具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等方面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