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速度的提高,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协调性问题逐渐凸显,资源约束趋紧、污染排放强度增加、生态环境脆弱日益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阻碍。在转型升级的重要时期,着力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打破经济增长瓶颈已迫在眉睫。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必须要筑牢生态环境保护这条红线,真正把污染防治工作落到实处,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要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理念推动传统生产方式变革和生产技术进步,形成合理的产业结构布局,更好在经济建设过程中全面深入贯彻生态文明发展理念,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指导实践,推进科学发展。目前,我国在环境保护中面临的严峻的挑战之一是污染排放问题,我国多年来致力于污染减排和大气防治工作,出台了多项减排政策,而企业作为污染排放的主体和多种减排政策实施的关键性环节,其减排绩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的减排任务目标能否如期完成。因此,探究企业应对环境规制政策的减排反应和应对策略,对于证实中央的减排努力是否能够助力企业通过转变能源消费结构、提高创新能力实现减排,帮助政府科学决策、保障环境规制政策落到实处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能源的大量消耗和粗放的发展方式引发了日趋严重的污染排放问题。“十五”期间,我国的经济发展虽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的排放总量却未达到预期的控制目标,反而较期初有所增长。“十一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将减排的工作重心放在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的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上,通过出台对污染物的总量排放控制政策,推动企业以能源消费结构转变和创新驱动等可持续的发展方式实现产出效率和节能减排的“双赢”,进而推动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因此,通过实证分析检验约束性污染控制政策是否能够有效抑制企业污染排放、企业通过何种方式作用于减排等问题就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本文依托2006年“十一五”约束性污染控制政策的实施,基于工业企业与企业污染排放的匹配数据库,以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两种污染物排放为例,探究环境规制政策出台对微观企业减排的影响效果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约束性污染控制政策的实施显著降低了企业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的污染排放量,且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机制分析发现,约束性污染控制政策通过转变企业能源使用结构、提高企业末端污染处理技术效率和专利技术申请数量等创新能力作用于企业减排。在异质性分析中我们发现,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和小规模企业以及不同地区企业、重污染行业与非重污染行业企业在减排效果上均存在显著差异。通过进一步研究,我们发现企业与省界的相对距离与企业污染排放存在线性关系,这反映了规制政策的对污染企业减排的实际作用大小与企业的相对位置有关:企业与行政边界的距离越近,受到的环境规制强度越低,减排绩效越差。根据本文实证结果和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建议:（1）环境规制实施要精准施策,对规制强度不同的地区制定差异化的引导政策,避免形成“一刀切”的治理方式;（2）不仅要注重总量减排,更要重视减排的实现途径,引导企业通过创新推动技术进步、更多使用清洁能源等绿色、可持续的发展方式完成减排目标;（3）要求各级政府部门提高环境整治力度、落实环境督察责任,加强对行政边界地带企业的环保监督,避免两地分界地带成为企业逃避减排责任的“灰色地带”;（4）要根据企业自身属性及其所处行业、地区的异质性,制定实施相应的引导政策,以激发企业技术创新、绿色发展的积极性。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可能的创新与贡献在于:从微观企业角度,给出了“十一五”约束性污染控制“减排效应”的经验证据;系统剖析了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减排的作用机制和实现路径;论证了企业所处地理位置与减排效果的关系,为未来规制政策的合理制定提供了新思路,拓宽了现有的研究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