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经济时代,人才是城市创新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透视了人才的突出贡献和重要性。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区域发展正迈入以人才为核心的高维竞争阶段,在此背景下,加深对于人才流动的空间特征和集聚规律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现有人才流动研究,多针对科学技术人才、企业家等群体展开,而对于人力资本重要承载者的高校毕业生的重视不足。特别是自“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成为中国高等教育领域的又一重大战略决策,中国高层次人才培养体系迈入新阶段,高校毕业生成为国家、社会未来发展的人才后备军,其在区域间的频繁流动可能重塑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值得进行系统梳理和研究。因此,本文以中国高校毕业生为研究对象,聚焦其跨区域流动的空间特征、两阶段流动类型和影响因素。本研究基于2019年88所中国“双一流”高校所公布的《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数据和上海市高校毕业生微观就业调查数据,分别从宏观尺度、微观尺度对毕业生流动进行研究。宏观层面,运用OD地图、统计地图等呈现中国“双一流”高校毕业生在全国范围内的流动格局,并使用负二项重力模型探究区域因素对于毕业生流动的影响。微观尺度,运用桑基图、列联表分析、多项logistic模型等方法,关注上海市高校毕业生两阶段流动特征,探讨毕业生流动类型的地理空间分化以及个体异质性分化,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高校毕业生流动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观察就学地的毕业生保留水平,西部内陆、东部沿海地区粘滞率较高,中部地区粘滞能力参差不齐,东北地区粘滞率偏低。毕业生就业呈现“孔雀东南飞”的空间格局,广东为全国性毕业生流入中心。基于人才流动划分的区域类型各异,北京人才双向流动频繁,西部大部分地区人才流动较为“封闭”,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等地为“人才高地”,人才流动呈现出高流入低流出的格局,部分地区面临人才流失问题。第二,高校毕业生流动具有两阶段特征,流动类型存在地理空间分化和个体异质性分化。高校毕业生的生源分布呈现出随距离增加人数衰减的圈层空间格局,而就业区域呈现多中心特征,以“江浙沪”、北京、广东为主要就业地。毕业生流动包括择校迁移和择业迁移两阶段,形成不流动、前期流动、返回流动、后期流动和继续流动5种流动类型,其中,前期流动比例较高,不流动、继续流动次之。地理空间方面,北方生源更倾向前期流动,返回流动生源主要来自于东部沿海“一字型”地带,省会城市、直辖市生源返乡可能性较大,部分毕业生继续流向生源省内其他城市,后期流动多去往发达地区。第三,经济因素和舒适性因素共同影响高校毕业生流动。研究发现尽管经济因素仍然是高校毕业生流动的主要动机,舒适性因素日益受到毕业生关注,尤其是消费服务、通讯运输的舒适水平,这与当前中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以及高校毕业生群体特性紧密关联。第四,高校毕业生的人力资本水平、家庭背景、生源地特征与毕业生流动类型分化关系紧密。“双一流”高校毕业生更倾向前期流动,前期流动建立在一定家庭经济收入基础上。来自经济发达地区的毕业生拥有“先赋”条件,毕业后常面临“留或回”的抉择。生源地房价越高,会对毕业生产生挤出效应,通过继续流动寻找理想就业地,而生源地薪资水平较高则会产生吸引作用,发生返回流动。综上,本研究从地理学视角出发,聚焦人力资本的重要承载者高校毕业生的跨区域空间流动,在充分挖掘毕业生择业迁移的空间格局的基础上,将研究目光拓展至择校迁移阶段,关注高校毕业生两阶段迁移特征,全面、系统揭示了高校毕业生的完整流动路径,加深了对于高校毕业生流动特征和集聚规律的认识。同时,在本研究中,宏观迁移研究与微观迁移研究互为补充,既关注区域宏观因素,尤其是高质量发展阶段舒适性因素对高校毕业生流动的影响,也从微观个体层面重视毕业生流动中的个体异质性,与西方人才流动理论和研究对话,完善了中国人才流动分析框架,为引导、优化人才在城市、区域间的配置提供实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