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随着“新政”的颁布,为了培养改革所需的人才,清政府开始向海外派遣留学生。地处西南内陆地区的贵州省也顺势而为,向日本派遣了大量留学生。其中,遵义地区与兴义地区是贵州留日学生的主要生源地。本文聚焦于1900年至1909年间的“遵义沙滩文化”以及“兴义笔山书院”两大留日学生群体,对两地留日学生的确切人数、就读学校、学习情况以及归国后的发展轨迹进行考证完善。在此基础上,运用唯物史观中的历史人物学理论,提炼出两群体的共性与差异性。为了阐明以上研究课题,首先是充分收集《遵义府志》、《兴义县志》等地方史资料,整理两地区留日学生的相关信息。其次,通过清末民初日本东京留日学生监督处发行的《官报》等史料,为留日学生在日状况提供明晰依据。本文由六个部分组成:第一章详细介绍清朝末年的时代背景,并对清末留日学生以及唯物史观理论的相关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分析,进一步明确本文的研究内容。第二章主要运用史料解读的方法。首先对中国清末留日学生派遣的整个历史过程进行回溯,探究当时西南地区的教育政策,以及贵州、特别是遵义和兴义两地的社会形势。其次,对清朝末期遵义和兴义地区留日学生的留学情况,包括确切人数、所属学校以及学习内容等进行深入考察,以期还原两地留日学生的在日生活及学习状况。第三章和第四章集中于人物个案研究,对归国后活跃于军事、政治、教育、实业等领域的两地留日学生进行追踪考察,揭示其在贵州省乃至全国近代化进程中所做的贡献。第五章根据唯物史观中的历史人物学理论,分析两群体产生共性和差异性的原因。第六章为结论和今后的课题。通过对遵义与兴义两大留日群体的探讨,得出以下结论:1、遵义地区和兴义地区留日学生群体的形成,不仅和地域、亲族关系息息相关,分属于不同的阶级也是主要因素之一。遵义沙滩文化地区的留学生多来自于传统的士绅阶级,兴义笔山书院的留日学生则多出身于商人和军人阶级。这也直接影响了后来两地学生的专业选择。2、遵义沙滩文化的留学生因为家族关系获得了留学便利,能够较早地前往日本,但兴义笔山书院的留学生主要得益于林绍年主政贵州时期提出的留学政策,因此大多于1905年后才赴日求学。3、遵义地区的留学生深受沙滩文化中传统儒学思想的影响,思想较为保守,归国后多在学问及技术的专业领域发挥才干。而兴义留学生在笔山书院接受了新思想的熏陶,思想较为多元化,从政、从军的人数较多。4、归国后,两地留学生在推动贵州乃至全国近代化进程中有一定贡献,但由于个人的局限性,有一些留学生在对国家、民族等大是大非问题上做出了错误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