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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发展,经济体量高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经济发展质量也不断提升。但同时,新常态特征逐渐显现,我国各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收入不平等程度较高等问题愈发严重、难以忽视,而发展普惠金融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途径。自2005年普惠金融这一概念被首次提出后,各国政府和世界组织都大力推行金融普惠,减少金融排斥。虽然我国早在2006年已正式引入普惠金融概念,但受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金融服务成本较高以及地理位置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很多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仍处于落后状态,探究如何提高我国金融普惠程度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此外,尽管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研究的重点,但关于普惠金融影响收入不平等机制的研究却明显不足,尤其是分析普惠金融通过经济增长影响收入不平等这一渠道的实证文献较少。
基于以上现实情况,本文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出发,运用定性和定量结合、实证与规范结合的研究方法,深入探究了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普惠金融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以及作用机理,从实证角度检验了普惠金融通过促进经济增长从而缓解收入不平等这一机制是否通畅,并基于我国不同区域普惠金融、收入不平等和经济增长的现状以及实证结果,提出了促进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政策建议。
在理论分析部分,本文首先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出发,分析了普惠金融如何影响经济增长;其次,介绍了经济增长影响收入不平等的相关理论;最后,本文从直接机制即降低信贷约束效应、扶贫效应和包容效应三个角度以及间接机制即普惠金融通过经济增长的“涓滴效应”渠道,阐述了普惠金融具体如何影响收入不平等。现状分析部分,本文采用了我国2006-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通过构建普惠金融发展指数(IFI)、收入不平等指数(IG)以及经济增长率(Growth)分别测度了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收入不平等程度和经济增长状况,并通过不同区域横向、不同时间纵向对比以及国际比较分析了我国三大指数发展特点。在实证分析部分,本文采用固定面板模型和系统GMM模型依次对普惠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普惠金融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并着重分析了普惠金融通过经济增长,从而影响收入不平等的机制。通过构建普惠金融、增长和不平等之间的动态模型并进行实证分析,最终发现普惠金融有利于缓解收入不平等,但经济增长的渠道目前并不畅通。
本文最后,结合我国当前实际情况以及本文得出的结论,从四个方面提出了提高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政策建议:一是要改善宏观政策、法律和监管环境;二是要建立高效、健全的普惠金融基础设施;三是要加强普惠金融供给侧改革;最后要针对金融服务对象的需求,提供与之匹配的金融服务。
基于以上现实情况,本文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出发,运用定性和定量结合、实证与规范结合的研究方法,深入探究了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普惠金融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以及作用机理,从实证角度检验了普惠金融通过促进经济增长从而缓解收入不平等这一机制是否通畅,并基于我国不同区域普惠金融、收入不平等和经济增长的现状以及实证结果,提出了促进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政策建议。
在理论分析部分,本文首先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出发,分析了普惠金融如何影响经济增长;其次,介绍了经济增长影响收入不平等的相关理论;最后,本文从直接机制即降低信贷约束效应、扶贫效应和包容效应三个角度以及间接机制即普惠金融通过经济增长的“涓滴效应”渠道,阐述了普惠金融具体如何影响收入不平等。现状分析部分,本文采用了我国2006-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通过构建普惠金融发展指数(IFI)、收入不平等指数(IG)以及经济增长率(Growth)分别测度了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收入不平等程度和经济增长状况,并通过不同区域横向、不同时间纵向对比以及国际比较分析了我国三大指数发展特点。在实证分析部分,本文采用固定面板模型和系统GMM模型依次对普惠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普惠金融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并着重分析了普惠金融通过经济增长,从而影响收入不平等的机制。通过构建普惠金融、增长和不平等之间的动态模型并进行实证分析,最终发现普惠金融有利于缓解收入不平等,但经济增长的渠道目前并不畅通。
本文最后,结合我国当前实际情况以及本文得出的结论,从四个方面提出了提高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政策建议:一是要改善宏观政策、法律和监管环境;二是要建立高效、健全的普惠金融基础设施;三是要加强普惠金融供给侧改革;最后要针对金融服务对象的需求,提供与之匹配的金融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