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忠实”与“信”长期以来被奉为翻译的金科玉律，追根溯源，还是因为“原文中心”及“原作者中心”的思想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受之左右，翻译的终极目的一贯被认为是实现作品原意在译语中的百分百对等。如此一来，任何在传统观念看来与原文不对等的翻译一概被斥为“误译”，而“误译”这一标签也表明了人们的态度:有“误”，所以要“正误”，这正是翻译追求完全对等的乌托邦式理想的又一体现。　　本文所要讨论的正是这一传统观念想要极力消除的“有意误译”，它与语言文字的技术性错误及文化差异造成的无意识误译有着根本区别。有意误译是译者作为主体充分自由选择的结果，是与阐释学关于文本开放性以及翻译活动对话性的观点相契合的。阐释学最初追寻文本及作者的客观原意，后期转向把理解看成人的存在方式，从而不再把重现客观原意看成是理解的终极目标，而这正是本文所重点引用的阐释学观点。　　从确定文中所谈“误译”的定义入手，作者在第一章明确界定本文的研究对象不是词汇的误解、语法的误用等语言方面的“硬伤”，而是译者鉴于历史环境、读者接受等诸多因素的考虑所采取的“不信”之翻译，“有意”之误译。中西传统译论的共同特点是坚信文本原意的存在，对于翻译及翻译的标准均是从原文本、原作者的角度来定义;对客观原意的坚信，对原文的顶礼膜拜，以及对于译者地位的忽视导致人们对于有意误译唯恐避之不及，遑论为其正名，挖掘其积极意义。　　在第二章中，通过对阐释学发展的简要追溯，尤其是对伽达默尔哲学阐释学主要观点的讨论，作者从阐释学的角度考察传统译论长期以来所竭力反对的有意误译现象。正如伽达默尔认为理解具有历史性和创造性，作者认为作为一种理解，翻译具有:(1)历史性。主要指翻译对象（翻译文本）的历史性和翻译主体（译者）的历史性:任何文本都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产生，并在历史中不断发展;任何译者都从历史中走来，并带着各自不同的视域来进行翻译;(2)创造性。正如作为封闭性与开放性的辩证统一体的文学文本的写作完成并不意味着文本形成的结束一样，一个译本的出现并不意味着翻译的结束，它只能是对原作的一种理解，一种阐释，有意误译正是译者历史地、创造地理解文本的结果。　　作者在第三章、第四章中进一步指出，在阐释的过程中作者的视域与译者的视域、过去的视域与未来的视域一直处在不断“融合”的过程中。从这层意义上说，翻译即视域融合的过程，有意误译正是这一过程中的产物。翻译大家林语堂的翻译实践中也包含了这样一个视域融合的过程。通过对其有意误译《论语》的研究，作者发现在视域融合的过程中，译者不仅要和原作进行对话，要和译文读者对话，还要考虑古代的文本如何为现代的读者所接受。通过引入“偏见”、“效果历史”及“视域融合”等概念，本文揭示了阐释过程中存在的对话性。译者与文本、作者甚至是译作读者之间的多方交流对话正是隐藏在有意误译背后的阐释学解释。　　结合理论与实践研究，作者认为有意误译具有多方面的意义:(1)有意误译是展示原文意义网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品的意义在对话的过程中不断被商讨，被深化，意义内涵也就不断被挖掘和呈现出来;(2)有意误译通过对文本意义的不断深化从不同方面填补了文本的未定点，丰富和发展了文本艺术生命力;(3)有意误译这一概念所内设的美学要求及有意误译这一过程所要求的审美取向既能有效地展现原作的审美意义，又能促进译者审美能力的提高，并丰富读者的审美体验;(4)译者在有意误译中使用与译语语言规则迥异的语言形式，还能在译语文化中注入新的文学活力。　　由此作者认为对于有意误译，不是要尽量消除它，而是要正确地评价它，认清其价值，发挥其功效。用阐释学观点来研究有意误译既可以重新审视它的成因及积极意义，同时也可以使更加深切地认识到阐释学在翻译研究中的方法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