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以来,在我国外汇储备快速增长、国家大力推动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的背景下,很多企业都开始加入“走出去”的大军,企业对外投资迅速增加。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迅猛发展引起了国内外广泛的关注,影响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因素也引发了学者们的思考。过往的研究中,学者们发现企业的资本密集度、生产率水平、东道国的先进技术、自然资源等会影响企业对外投资的水平（葛顺奇等,2013;王亚星等,2017;张斌等,2014;焦晓松等,2016）,但是现有研究常常会忽视企业决策主体——高管对企业对外投资决策的作用。不仅高管本身的决策对企业对外投资有很大影响,在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下,具有政治关联的高管也可以给企业带来很多有利于企业对外投资的资源。具有政治关联的高管可以提高企业和政府部门沟通的效率,给企业带来更长的贷款期限（余桂明,2008）、更多的贷款额度（Khwaja,2005）等资源。然而,建立政治关联带企业的都是良好的资源吗?事实并不是如此,一方面为了维系政企关系,企业需要主动响应当地政府的政策进行投资来拉动当地的就业和GDP,另一方面裴长洪等（2011）指出美英等国利用其在网络信息传播和舆论引导上的主导地位,近年来大肆鼓吹“中国威胁论”,这对中国企业跨国投资力拓、3COM等公司的失败具有极大影响,可见尽管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会获得更多的政府资源和政策支持,但也可能会因为政府背景而遭遇到东道国的排斥,无法顺利进行对外投资。因此政治关联对企业对外投资的影响研究极具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影响政治关联对企业对外投资影响的因素可以从企业内部制度和外部制度来考虑。从企业内部考虑,企业中存在委托代理问题,具有政治关联的高管有动机为了自己的仕途和获取更多的政治资源,而放弃了具有价值的对外投资项目,转而配合当地政府,投资当地项目、增加当地的就业、拉动当地GDP以满足当地政府官员甚至是担任政府官员的高管自己的晋升要求。缓解委托代理问题最常用的方法是高管激励,高管激励分为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良好的薪酬激励制度可以调动员工的积极性,高管的薪酬和企业的业绩、规模挂钩,可以促使高管通过对外投资来扩大企业的规模、提升企业的业绩;高管持股可以将高管自身的利益和企业的利益结合起来,高管会更多地考虑企业的长远发展,避免对企业长远发展不利的行为,促进企业开展对外投资。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司法体系还处于建设中,政府对产权的保护还不到位,政府官员侵害民营企业产权的现象屡见不鲜（姜瑶,2016）,且我国地区发展不平衡,各个省份的制度环境和经济发展差距较大,因此在研究企业对外投资时,考虑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非常有必要。在高质量的制度环境下,企业维护政府关系的成本大大增加,企业就不会轻易去构建政企关系,完善的法律制度和金融环境下政府也不会轻易接受企业的寻租,也减少了政府向企业伸出“掠夺之手”的行为（赵奇伟等,2020）。可见高质量的制度环境下高管寻租成本较高,政府对企业的干预较少,那么股权激励和薪酬激励的效果也会更好。本文基于具有政治关联的高管存在的委托代理问题进行思考,从高管激励、制度环境的视角进行研究。由于我国的国企天生具有政治关联,因此以2015-2019年沪深A股的民营企业为研究样本,以民营企业政治关联与企业对外投资的关系为研究中心,并将政治关联细分为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和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深入探讨高管激励如何影响民营企业政治关联与对外投资的关系,并进一步探讨在制度环境的二次调节下,高管激励的调节作用有何不同。研究结论如下所示:（1）高管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对外投资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将政治关联细分两类政治关联后,研究表示两种类型的政治关联都显著地负向影响民营企业对外投资。（2）将高管激励细分为股权激励和薪酬激励后,研究表明股权激励正向调节了政治关联和民营企业对外投资之间的关系,而薪酬激励负向调节了政治关联和民营企业对外投资之间的关系。再将政治关联细分以后,研究表明股权激励和薪酬激励对政府官员类政治关和对外投资之间的关系没有显著调节作用但股权激励可以正向调节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和对外投资之间的关系,薪酬激励可以负向调节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和对外投资之间的关系。（3）以市场化指数衡量各省的制度环境,分组研究后结果表明良好的制度环境可以正向调节股权激励和薪酬激励的作用。本文进一步丰富了民营企业高管政治关联与对外投资的相关研究内容,分析了内部激励机制和外部制度环境两个内外部制度之间的交互作用。基于研究结论,本文将从企业层面和政府层面对促进企业对外投资提出建议,对政府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借鉴,对企业内部制定激励制度促进企业对外投资具有一定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