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历次工业革命,技术变革无疑对国家实力和国际体系的变迁产生深远影响,其中既有对不同技术创新推动国家生产网络和产业升级带来对生产结构的全新塑造,又包含国际权力的扩散和集中式的演变。当前,全球正在经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发展阶段,在此阶段中蕴含的新技术革命为未来经济和技术体系的变革开辟了全新的空间。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融入到技术变革浪潮中,国际权力将迎来新的一轮重组和变革。现有国际关系理论对技术的讨论大多将技术视为因变量,隐藏于制度、军事、经济等框架之下,而对于技术权力的源起和转化,以及权力与技术变革的关系,缺乏充分的解释。因此,若抛开技术本身的范式转变,全球价值链的生产和技术模式已经对权力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本文区别于全球价值链的学者常讨论的企业权力,后者是站在微观视角看待企业在全球治理中的权力,而本文的全球价值链视角则是更多地从宏观的国家层面关注技术权力的系统性和生态性在国际权力中扮演的重要角色。目前主要大国对技术权力已展开激烈角逐,美国通过新技术“冷战”针对技术追赶大国围绕技术制高点制造主动抑制型的博弈,甚至在全球产业链某些关键节点实施强制性技术切割。除此之外,美国还试图组建多边技术联盟主导技术标准的规则和制度,阻挡中国的技术自主可控道路。欧盟则是以数字主权诉求的方式传达泛欧洲对数字技术的监管理念,以及争取在数字服务和硬件方面的独立,从而确立欧盟在数字市场的全球领导地位。反观俄罗斯,虽然制定了发展人工智能的国家战略,明确将军事领域作为人工智能的突破口,但受制于薄弱的基础研发、狭小的商业应用空间和匮乏的人才储备等多重因素,注定了俄罗斯在技术权力的争夺中依旧停留在依附和边缘化的角色。本文的研究还发现,由少数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权力等级架构与新技术革命的交叉创新共同推动了技术“新边疆”的产生。人们对于技术“新边疆”的未知性和恐慌性的叠加,导致了各国跨国公司借助于政府资助的科学基础研究,实现跨学科的系统突破,构建起复杂的技术壁垒,进而加大对技术生态和技术标准的布局和争夺。而以往国际关系学者对权力的研究恰恰忽视了全球价值链技术“新边疆”从底层架构上对国际权力作出范式调整的过程。其中科技巨头企业依靠着技术实力代表国家参与国际技术权力的竞争,这将导致技术主导国无法做到单方面的切割的同时,小国无力摆脱技术依赖。总体而言,新技术革命带来的生产制造方式变革和产业重新分工将对国际权力格局带来全面而深刻的影响。单纯依赖低劳动成本和低附加值生产的国家必将面临后发优势削弱的风险,全球化背景下形成的发展中国家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趋势可能面临更多的风险和变数,全球价值链的后发追赶路径可能变得异常曲折,拥有知识和技术优势的国家将成为未来权力格局的最大受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