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也逐渐影响着社会公众福利水平的演变过程。信息技术的发展让人们享受着“数字红利”,但是在此过程,却忽略了老年人群体。由于衰老及认知问题、对技术运用的不信任感等原因,很多老年人不仅无法充分利用互联网服务,甚至是在互联网时代下寸步难行。老年人群体的数字鸿沟现象亦表现在他们对出行方式的极度不适应,比如乘车扫码、手机打车、健康码等等。数字鸿沟已经成为一种新交通劣势影响着老年人的日常出行。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生活质量的衡量重心开始由经济利益向幸福感转移。交通出行是人类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影响着人们的幸福感。当前许多交通政策都是以经济原则为中心,却忽略了以经济原则为出发点的交通政策是否能提升幸福感。因此,将幸福感理论引入交通政策领域的相关研究中具有必要性和前瞻性。基于此,现有学者尚未关注到数字鸿沟已经成为一种新交通劣势影响着老年人的出行幸福感,本文基于交通移动性与幸福感的理论基础,首次探究了数字鸿沟对老年人出行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对于政策制定者提升老年人出行幸福感提供一个创新性视角。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交通移动性与幸福感的理论作为依据,构建了相应的理论模型,即交通移动困难与出行幸福感的部分中介效应模型。基于构建的模型,通过实证方法探究了数字鸿沟与老年人出行幸福感的关系。研究工作分为三个部分:首先,通过因子分析法将交通移动困难分为三类不同特征的困难类型,即数字鸿沟困难、普遍交通困难、公共交通困难;然后,将这本文的核心变量自变量——“数字鸿沟”困难,并加入两个非核心的交通移动困难组作为研究对照,通过相关性分析及回归分析初步探究各交通移动困难与出行幸福感之间的影响关系,根据分析结果进行初步预判;最后,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对本文研究假设及模型进行实证检验;进一步得到“数字鸿沟”移动困难特征组及另外两个移动困难组与出行幸福感的路径关系及影响效应。研究发现:首先,交通移动困难会对老年人的出行幸福感产生直接负面影响,同时也会通过中介变量即心理幸福感产生间接影响。其中,“数字鸿沟”作为老年人面临的新交通移动困难,是老年人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但是其对老年人的出行幸福感产生的总体效应最小;而另外两个非核心研究的移动困难组对出行幸福感影响更大。其次,通过对交通移动困难特征分组调查,受访者认为出行中需要使用智能技术难度最大,但是“数字鸿沟”困难对老年人出行幸福感影响效应最小;若数字鸿沟困难每增加一个单位,则使他们的这趟出行幸福感下降0.188个单位;而本次受访者面临普遍交通困难最小,即受访者大多都能够自主独立出行,不存在生理性等原因造成的普遍出行困难,但是普遍交通困难对其出行幸福感的影响效应最大,若普遍交通困难每增加一个单位,则使他们的这趟出行幸福感下降0.453个单位;公共交通困难是老年人出行中遇见的公共交通服务、设施、信息等方面的障碍,若老年人出行中公共交通困难每增加一个单位,则会使他们的这趟出行幸福感下降0.331个单位。这说明“数字鸿沟”造成的老年人移动困难目前并不是影响老年人出行幸福感的关键原因。最后,基于本文构建的部分中介效应模型,发现政策制定者需要更多关注这些不太直接的途径;本文中交通移动困难通过中介变量心理幸福感间接影响出行幸福感,对于那些可以通过政策改变的途径,改善交通移动性的成本可以根据社会和健康（身体和心理）标准来证明,而不仅仅是经济标准。本文发现的值得关注的重点:“数字鸿沟”已经成为老年人面临的一种新交通移动困难,悄悄地影响着老年人福祉。综上,为了提升老年人出行幸福感,本文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首先,本文发现“数字鸿沟”已经成为老年人出行中的一种新交通移动困难,但是目前并不是影响老年人出行幸福感最为关键的因素,改善老年人由于生理性原因造成的交通移动困难,以及城市公共交通造成的移动困难,才是高效提升老年人出行幸福感的关键点;因此,要改善老年人面临的各类交通移动困难。其次,智能技术是未来发展趋势,“数字鸿沟”造成的老年人移动困难需要得到重视。国家出台了保障老年人出行的兜底政策,虽然有一定成效,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老年人面临的数字鸿沟。因此,让老年人真正享受到“数字红利”才是当前亟需重视的问题。最后,老年人是弱势群体,因此政府、社会及家庭都要关注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提升他们的心理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