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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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格化管理模式产生于社区管理改革与创新的背景之下,其诞生引起了城市社区管理方式的巨变,取得了巨大的成功。2005年,住建部要求,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网格化管理模式的推广应用。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1),将网格化管理上升为国家治理的政策工具。在国家意志下,各地区根据本地实际进行了网格化管理的本土化创新,形成了上海长宁模式、浙江舟山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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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格化管理模式产生于社区管理改革与创新的背景之下,其诞生引起了城市社区管理方式的巨变,取得了巨大的成功。2005年,住建部要求,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网格化管理模式的推广应用。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1),将网格化管理上升为国家治理的政策工具。在国家意志下,各地区根据本地实际进行了网格化管理的本土化创新,形成了上海长宁模式、浙江舟山模式、湖北宜昌模式等众多典型。紧跟实践步伐,学者们开始从流程再造、政策创新与扩散、多元行动主体等多方视角来审视网格化管理,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成果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起到了有力的指导作用。但是,随着网格化管理模式的持续开展,网格化管理中存在的“重风险监控轻公共服务,重政府主导弱多元参与,政府行为热社区力量加入冷”等弊病逐渐暴露,影响了网格化管理的深度发展。为此,如何在发挥好政府作用的同时动员广泛的社会力量加入,并处理好政府行政权力与社会多元力量的关系,成为当前网格化管理实践亟待解决的一个难题。郫都区作为成都市重要区县之一,综合各地经验取长补短,着手网格化服务管理的全方位实践探索。在网格政策执行中行政控制与社会动员逐渐相辅相成,呈现出一种双双增强的态势,网格改革取得良好成效,得到了上级部门、社会各界和学者们的关注,具有典型示范意义和研究价值。本文以郫都区网格化服务管理改革实践为研究对象,立足“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提出“行政控制—社会动员”双重逻辑的研究视角,并综合运用参与观察法、深度访谈法、个案研究法,探究郫都区在网格化服务管理中行政控制与社会动员的具体呈现。概括而言,呈现体现为两方面,一方面,通过充分运用宣传手段,着力科层优化和人员重构从而强化行政控制;另一方面,通过资源式动员、关系式动员和示范性动员并举的方式,引导社会团体和社区居民参与网格化服务管理,从而强化社会动员。“行政控制—社会动员”双重逻辑的研究视角能对我国基层政策执行中控制与动员双双增强的悖论进行解释,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新时代国家与社会在基层的互动模式,把握刚性政策与柔性动员之间的社会治理张力特点,并最终推进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同时,通过对郫都区网格化服务管理改革实践的研究和提炼,可以为我国同类型地区的网格化管理提供经验和参考,助力提高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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