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城市下层社会是整个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数量上来讲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和分化的产物。在城市社会史的研究当中,精英上层社会一直是研究的重点,对下层社会的研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但城市下层社会的命运和生活经历,与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为了生存而付出的的艰苦努力,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城市下层社会进行深入的研究,从而弥补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中的某些薄弱或空白环节,拓宽和深化区域史研究,为当前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科学发展的社会实践提供历史借鉴。本论文从城市化背景下近代山东城市社会结构的发展谈起,以民国时期山东城市下层社会的组成结构为切入点,从城市下层社会经济生活变迁、社会管理的变迁、社会改良的变迁、城市下层社会变迁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几个方面,全面分析了民国时期山东城市下层社会的变迁,勾勒出下层社会发展的全景画面。社会分层是指各个社会群体由于占有或享受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资源的不平等和不对称而拥有不同的社会地位、处于不同的社会层面、面临不同的社会生存的总体情况,是人们被“分派”于社会的特定位置的客观状态,社会分层决定社会结构的基本特点。在近代山东城市的城市化进程中,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兴起,昔日封闭的身份等级结构最终被突破,城市社会结构开始向以功能职业为基本标准的近代社会分层结构转变。民国山东城市下层社会人数众多,职业涉及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由于他们大多数是没有文化,缺乏熟练技艺的贫穷之人,谋生手段少,失业率极高,只能靠出卖劳动力和其他低等的谋生手段维持生存,职业涉及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城市社会中处在最低的地位。根据职业、社会地位、财富收入、声望影响等因素,民国时期山东城市下层社会大致由以下几个群体构成：一是劳工群体：主要由产业工人、手工业者、伙计、学徒等人构成；二是自谋生计者群体：主要由小商贩、手艺人构成；三是苦力群体：主要由马车夫、人力车夫以及建筑、运输、装卸、清洁等行业季节工、临时工构成；四是游民群体：主要包括乞丐、娼妓、拾荒者、难民等。城市下层社会从来源看,主要是受城市发展的诱惑和受天灾人祸影响破产后离村流入城市的农民、在城市社会结构转型过程流动到下层的原城市居民和失业工人。城市的快速以及优越的环境使得城市对农民的吸引力大大增强,此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冲击、自然灾害的影响和战争频发也是造成农民离村进入城市的主要原因。民国时期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政治变革、经济发展、社会变迁等。在这种宏观时代背景下人们的日常经济社会生活受到了很深地影响,不仅在社会中上阶层中表现明显,下层社会也亦步亦趋,有所变化。下层社会群体的收入是其进行日常生活的基础,是衡量其物质生活与消费水平的标尺。群体内受职业、职位、性别、年龄、地域等因素的影响,收入状况又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环境、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对工人工资收入情况影响颇大。不同行业间存在着工资差异；工厂企业资本多少、现代化程度高低也使工人工资存在着差异；工人间还会因技术熟练程度不同、职位不同而产生工资的差异；性别、年龄也影响工资的收入；工人工资还会因地区不同而有差异。民国时期山东的城市由于大量流民涌入城市,社会上存在着大量失业人口,劳动力市场经常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因此,工人群体的工资大都被限制在很低的水平上,许多工人的工资甚至无法维持基本的生活。工人群体的消费结构可以分为：饮食费,衣着费,住房费,燃料费,以及教育,医疗,礼节等杂项费用,但在这几项生活费的分配中,饮食费占到总收入的绝大部分。民国时期山东城市人力车出现比较早,很快就成为人们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人力车夫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但收入极为微薄,扣除需要交纳给车行的车租后,才属于自己。人力车夫收入的高低全凭每日生意的好坏,一个客人都拉不到的时候也并非没有,因此人力车夫的收入非常不固定,还有一些人力车夫可能还要遭受车夫头目的盘剥。相比于工人阶层而言,人力车夫收入更显低薄,生活更加清苦,其消费结构方面呈现更加不平衡。人力车夫的收入水平在当时的下层社会中虽不高,生活水平处于勉强度日的状态,但相比于其它一些苦力群体还算是不错的。妓院在当时社会中是个收入丰厚的行业,但是为妓院带来大量利润的娼妓的收入却很少,暗娼的收入就更少了。娼妓的消费以日常生活费为主,主要为娼妓的衣服、鞋、袜、脂粉、化妆、伙食、房租等费用,而其中又以服饰的开支为大,这一点也是与工人,人力车夫等群体有所不同,是由其职业特性所决定的。捐费和医疗费,是娼妓的一项必须开支。至于每天游荡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四处讨要的大量的乞丐,则谈不上什么固定收入了。民国时期山东城市下层社会的衣着、饮食、居住情况与他们的收入、消费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贫民家庭中,衣着一般只能占全部开支的最少一部分,仅为御寒遮体而已,人力车夫拉车时一般会穿统一的号衣。娼妓衣着由于职业的缘故,注重打扮,穿戴上比较讲究,这在下层社会中比较特殊。乞丐在衣着方面则更加悲惨,根本谈不上讲究,能有一遮羞布已属不错了。民以食为天,饮食需求是下层社会的基本生存需要。下层社会贫穷之家的主食以玉米面、小米面为主,副食主要为咸菜,肉食多无力问津。若遇失业,则衣食无着。房屋是人类抵御风寒和休息繁衍的场所,是人们赖以生存的重要条件之一。民国时期城市下层社会受其经济水平所限,在居住空间上大多数家庭居住在城市内、外角落等处,形成了一些破烂肮脏的贫民窟与棚户区。如果再遇上战争、灾荒等情形,有时连找个住的地方都不容易。工人、人力车夫、学徒等下层社会群体为了工作,往往会在工厂、店铺、车行的集体宿舍中居住,虽然居住条件大多都较简陋、拥挤。民国时期妓院都有其固定的位置与营业场所,但娼妓的住房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差别,下等娼妓的居住条件极其简陋。一、二等娼妓所住房屋宽敞,家具讲究。流落街头的乞丐,则居无定所,常常是躺身于街头巷尾,或是荒郊野外。社会生活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反映,是社会进步程度的体现。民国时期的山东,随着外来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势力的渗透,社会物质、文化生活和社会习俗等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西方的生活方式被带到了山东各城市。在娱乐休闲方面,传统娱乐方式和现代娱乐交相呼应,表现为中西合璧、土洋结合的特点。虽然当时娱乐休闲活动多式多样,但主要还是存在于社会中上阶层中,下层社会是极少参与的,主要受限于微薄的经济收入,劳动的辛苦,超长的工作时间等。在温饱都经常成为问题的情况下,何谈娱乐嗜好,这就造成他们的娱乐活动贫乏、简单。在山东城市化推进过程中,一方面因为城市经济的发展,使得城市人口激剧增加,另一方面也因大量人口涌向城市,导致城市中出现了男女比例失衡的情况。由于受到物质生活匮乏的影响,城市下层社会的婚姻与家庭状况也比较简单,男女双方多出身贫苦,凑合的婚姻十分普遍。由于存在着严重失衡的男女性别比,导致很多人无法完婚,未婚率始终处于较高的水平。婚姻缔结方式上,早婚、包办婚姻等陋习仍然根深蒂固,改观不是很大,表现在城市下层社会群体身上更是明显。下层社会群体不但结婚率低,受其经济收入,社会地位等条件的限制,在家庭人口数量上也比较少。社会管理能否顺利实现,主要是通过政府行政机构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经由权力机关强制推行,同时辅以其他手段进行宣传、推广。随着社会的变迁及国家机器的逐渐完善,民国政府行政机构的设置、法律法规的的制定也努力向完善的方向发展。对于城市底层民众的管理多限于大城市内,但由于动荡的社会环境,政府下达的各项政令有的难以有效贯彻落实。民国时期,山东省政府更替频繁,且长期是军阀争夺的重点地区,战乱不断,各地行政管理机构也一直处于变化中。政府对城市社会底层民众的控制,除上述各级政权统治机关外,还有警察、军队和特务等武力机关的管理,其中与下层民众关系较为密切的主要是警察。不同的政府主政时期,警察队伍的建设、机构设置、管理制度、对社会的作用等各有不同。法律法规的健全,是国家管理民众的基本保障。民国时期,我国近代立法机制逐渐建构,各项近代法律法规渐次颁布,司法机关不断完善,对社会各阶层的管理也通过法律逐渐加强。民国时期,由于受到战乱的影响,以及政府对城市下层民众的忽视,针对下层民众的社会改良的推行,主要开展于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蒋介石开展“新生活运动”后,社会改良全面开展。山东省内由于处于军阀争夺的状态中,直至韩复榘主鲁时,省内的改良运动才有所发展。山东省内开展的有关城市下层社会的社会改良事业中,较为显著的有教育、救济、风化、习俗等方面。社会教育即民众教育,是与学校教育相对应的另一种教育方式。在山东省的社会教育中,发展情况较好、效果较为明显的是：通俗教育讲演所、民众教育馆以及民众学校等。山东省遵照民国政府颁布的各项法令,积极发展职业教育。各工厂主导的职业教育有工厂职工补习学校和劳工讲演。政府机构主导的职业教育有救济院等救济机构开展的职业教育和民生工厂的职业教育。近代山东战乱频仍,灾害连发,其社会救济的开展引人注意。各政府时期都有相应的救济管理机构,社会救济的常设机关主要为内政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尤其是韩复榘主鲁期间,是山东省内的社会救济事业最为显著的时期。民国时期,传统的救济机构在全省范围内比较普及的主要有：养济院、育婴堂、栖流所等。新设的救济机构有救济院(含育婴所、济良所、贷款所、孤儿所、养老所等)、乞丐收容所、感化所、职工介绍所等。民国山东省内不仅官办救济事业较之前有很大发展,民间的慈善组织、团体也多有开展救济事业,但绝大多数集中于城市,其中又以济南、青岛、烟台等地为多。民国时期,山东省内各城市在改善城市风化风俗上也做了很大的努力,但效果较为明显的是在韩复榘主鲁期间。山东省政府围绕社会风化的改善做了很多努力,如管理娼妓、乐户、旅馆、舞场、舞女、书场、毒品、赌场等,其中对社会风气影响较大且与城市下层社会联系较为密切的,则属山东政府开展的废娼、禁毒和禁赌三项工作。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则社会风俗亦应随之变化,传统风俗有值得继承与发展的精华,但也有糟粕应当禁绝。民国时期,城市发展,诸多旧风俗于社会所不容,故而城市社会风俗走上了变迁之路。民国社会风俗改变的主要方面有剪辫放足、婚丧礼仪、服饰变化等。城市人口的迅猛增长,原有的城市建设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的需求,是统治者急需解决众多问题中的一个,因此各个城市的城市规划也逐渐提上日程。由于社会资源分配问题的存在,各个城市开展个各项城市建设中与城市下层社会联系较为密切的项目较少,其中修建平民住宅,改建道路,铺设给排水管道,开办平民医院等均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以青岛市为代表的省内各城市均采取相应的行政手段对下层社会的居住条件加以改善。医疗机构的建设、防疫事业的开展和民众卫生习惯的改进也与城市下层社会密切相关。与城市中上层社会相比,城市下层社会属于无产阶级,贫困交加,过着非常艰苦的日子,仅仅是为了基本的生存而挣扎,本身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但是就在这种条件下,城市下层社会作为整个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本身的发展变迁对民国社会的发展也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民国时期山东的经济从整体构成上看仍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阴影之中,即使政权掌握在国人手中的时期,经济上的殖民地色彩也非常浓厚,一些重要的工业部门被外国资本把持,民族经济遭到帝国主义的掠夺和排挤,又受到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的压榨和束缚,经济虽有发展却是艰难而又缓慢的。因而这一阶段城市下层社会(主要是劳工阶层)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也是在艰难中缓慢推进。民国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蓬勃发展的时期,山东作为革命老区,在历次革命运动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山东城市下层社会是山东革命力量的重要来源,在中国共产党的争取、教育和正确领导下,作为城市下层社会重要组成部分的工人阶级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经历了从自发到自觉的斗争过程,在革命中逐渐锻炼成长,在运动中不断提高思想觉悟,最终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阶级,为革命谱写了壮丽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