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察院是清代专门的监察机关，上以启沃君心，中以纠劾官邪，下以舒表民志，在朝廷治理中发挥独特作用。都察院之职由各道监察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等科道言官行使，他们“匡君德，儆官邪，达民情”，地位清要，享有威权。迨至清末新政时期，科道不仅继续弹劾贪墨权贵，揭参违法官吏，而且就新政改制发表卓见，还通过处理吏民申冤，监督地方，为中央集权助力。
　　然而，因内外交困启动的新政，很快走上仿行西法、改革官制的快车道，传统的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官制受到巨大冲击。就都察院而言，倡议裁撤者有之，反对裁改者有之，主张都察院代下议院者颇有其人，提议改都察院为行政或惩戒裁判所者亦不乏。一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其中，左都御史陆宝忠、御史汪凤池、王步瀛、赵炳麟、江春霖等人颇多建言和运作，引人瞩目。这不仅反映出中外思想观念的杂糅和碰撞，也意味着监察体制的新旧转型即将来临。尽管直至辛亥革命爆发都察院仍然存留，但其编制和人员大为缩减，影响力也颇见式微。
　　1912年民国成立，除旧布新，都察院被大总统袁世凯下令裁撤。但是，官员的监督和惩戒仍是亟待考虑的问题。1914年平政院设立，附设肃政厅，专司纠弹官吏。一方面，平政院评事和肃政史颇多前清科道出身，肃政厅与都察院设置相仿，职能相近，可见新旧监察制度的延续性。另一方面，肃政厅设在平政院，除弹劾以肃政史的名义，其他公文往来冠以平政院，并非完全独立的机构。肃政史依据纠弹法案行使职权，对弹劾案件进行调查取证，由平政院审理，再依违法还是犯罪，分别由文官高等惩戒委员会惩处或法庭裁判，最后上呈大总统定夺。这不同于前清由堂官、督抚查核，吏部议处的程序。因此，民初的机构分工更加凸显分权制衡，更加追求弹劾与惩戒程序的司法化，在行政案件的审理上初步实现了近代转型。
　　进言之，平政院并非具有裁决权的审判机关，其对官员赃私案构成犯罪的审理后，交大理院裁决执行；对官员渎职违法应予惩戒的交惩戒委员会处分。平政院仅为接收行政案件的机构，对一些行政决定做出维持或者撤销、变更的决定，对官员违法情事不具有裁决权。因此，平政院设立之初职务较为清简，与惩戒委员会、肃政厅之间也存在权限之争。不论在职权还是公署的争取上，平政院都频频落败。后来平政院长周树模改任文官高等惩戒委员会委员长以后，要求各省呈劾属员的案件交付惩戒委员会惩戒，不必再交平政院审理；加以司法官惩戒委员会、审计官惩戒委员会相继成立，官员惩戒的专门化逐渐实现。
　　伴随着袁世凯政权的起落，肃政厅从1914年设立到1916年裁撤。此期延续传统监察制度与仿行西式建制并行，是旧制度与新举措交汇之时。从都察院到平政院肃政厅，从御史到肃政史，从台规到纠弹法，名称的变化不仅蕴含着制度变迁的内在机理，也反映着由帝制到共和的政治体制变革。但改革背后一直不变的主题，就是对官员的监督与惩戒。中国历来重治吏，通过各种方式掌握大小官吏的动向，监督一切官吏，监督官吏的一切。这是中国古代治吏的传统情形，是巩固皇权的重要手段。这种治吏的方式发展到清代，历经清末民初的改革，不仅机构形式有所不同，而且职能也多有改变。本文从清末都察院的改革切入，从都察院上奏纠弹、审判覆核、申冤呈请到肃政厅专职弹劾，再到平政院受理诉讼、惩戒委员会职司惩处，挖掘制度变化的复杂性、丰富性与内在的张力。在各个事件中探寻真相，揭示机构的制度设计与运行状况，以期展现1901-1916年间官员监督与惩戒制度的延续、改革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