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立于1933年5月的南昌行营(全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以下简称“南昌行营”),是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为了剿灭共产党江西福建等地红军(以下称中央红军)而设立的。在南昌行营存在的一年多时间里,它指挥了对共产党中央红军的第五次围剿,通过一系列军事和政治方面的手段,终于在国民党对共产党中央红军四次围剿失利之后,成功迫使共产党中央红军主力突围西去。本文的基本内容,即是通过全面论述南昌行营的组织结构、人员经费以及与剿共有关的政治方面的活动并加以分析,以全面呈现出南昌行营之所以能够在第五次对中央红军的围剿中不再失利的根本原因。本文分三个部分进行阐述,首先,一个组织的结构、人员、经费是其存在和发挥效用的基础,在本文的第一部分,将用一章的篇幅对南昌行营成立的原因及过程、组织结构、人员、经费等基本情况做一个全面而详尽的介绍,以呈现出南昌行营不同于之前其他剿共机构的地方以及在第五次围剿中央红军的过程中不再失利的组织上的原因。本文的第二部分是全文的核心部分,将用三章的篇幅全面论述南昌行营采取的与剿共有关的政治活动,这些政治活动涵盖十分广泛,执行力度也较强,这也反映出南昌行营在剿共方面准备之充分、行动之坚决。最后,本文会用一章的篇幅对第二部分所论述活动的效用进行阐述,以呈现出南昌行营的这些与剿共有关的政治活动在剿共战争中起到多大的作用。南昌行营的成立有两个主要背景,一是国民党军队四次围剿中央红军失利,红军实力迅速壮大,二是蒋汪合作,蒋介石有了充分的时间和精力来专心对付红军。这两个背景决定着,南昌行营在剿共上的准备和投入必然十分充分,以追求在剿共上形成压倒性的优势,达到一招制胜。从行营的职权、机构、人员、经费来看,南昌行营确实践行了这一原则。职权上,南昌行营拥有剿共五省的军、政大权,机构上,行营有多达几十个机关,人员上,杨永泰、贺国光等主要负责人都是能力突出、精力旺盛的人,经费上,南昌行营得到财政部的特别照顾,每月得到的行政拨款在500万以上,可见,南昌行营职权之广泛,阵容之强大,财政投入力度之强,是以往的几个剿共机构无法比肩的。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南昌行营运行的高效,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剿共战争的胜利。在此之前的国民党四次对中央红军的围剿之所以失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执行了纯军事化的路线。有鉴于此,南昌行营延续了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蒋介石)在对红四方面军围剿中使用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在实践中,南昌行营与剿共有关的政治措施的范围与执行力度都远超鄂豫皖时期。这些活动涵盖了对红军根据地的封锁、编练保甲、武装民众等方方面面,为了避免剿匪区域民众站在红军一方,还采取了一些措施缓和行营与民众之间的关系,比如撤除部分苛捐杂税,对农民进行低息贷款等。这些政治措施反应出,国民党在这次围剿中充分认识到民心、士气等因素对军事活动的重要影响。南昌行营在机构上、经费上、人员上的强大,以及剿共的迫切性,更兼蒋介石亲自坐镇,使得这些剿共方面的政治措施大多得到了贯彻,也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或间接的促成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红军围剿战争的成功。比如行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封锁,就造成了根据地军民生活的极大困难,不可避免的会影响红军的战斗力。从实践效果来看,国民党采取的这些政治措施基本上达到了设想的目的,密切配合了军事上的进攻,迫使共产党中央红军突围西去。但同时,国民党也付出了巨大的财力、人力上的代价。1935年1月南昌行营结束,其人员一部分随贺国光到了四川,组成参谋团,就近监督西南各军剿共,也是蒋介石控制西南的一枚重要棋子；一部分到了武昌,加入到新成立的武昌行营,还有一部分随蒋介石到了南京。南昌行营作为蒋介石的“私人机构”,可以说基本完成了蒋介石预定的目标,即大大削弱了中央红军,为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争权斗争中赢得了一大筹码,又使蒋介石能够借助南昌行营的平台,通过一系列动作,将军事、政治等实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为他的独裁铺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