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力越发壮大,经济飞速发展,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党的十九大召开以来,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愈发受到党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随着我国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逐年上升,同时伴随着资本市场的迅速发展及扩张,我国居民家庭对于财富管理及资产配置的选择也日趋丰富,更多的居民家庭对于金融资产的需求也在日趋上升,但大部分居民家庭对于金融资产投资的配置结构仍然不尽合理,主要表现为储蓄率及房产比重居高不下,且普通居民家庭的金融资产投资配置所受影响因素广泛。家庭金融的研究是具有挑战性的,因为家庭行为难以准确衡量,并且家庭面临教科书模型未涵盖的约束（John Y.Campbell,2006）。通过阅读过往文献发现,我国对于家庭金融领域的研究相较于国外已经建立起的趋于成熟、完善的理论,尚处于发展阶段。另外,目前国内对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覆盖面还不够广泛。更多的研究集中于家庭结构特征、家庭金融素养以及社会保障政策方面,对于家庭背景风险的影响机制的研究还不够成熟。本文通过研究家庭背景风险与家庭参与风险性金融市场的意愿以及对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比例的相关关系,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目前尚还处于不成熟阶段的家庭金融理论。家庭的“背景风险”指的是,家庭无法通过在金融市场进行合理的资产配置来降低的（“在金融市场上无法得到保障的”）风险（Baptista,2007）,它对于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机制如何?根据传统的资产组合理论,投资者选择资产组合主要基于收益率以及标准差,但这是建立在完美假设基础上的。而在现实生活中,居民家庭对于资产的选择和配置所受到的影响因素则更加复杂,除了受家庭基本特征、家庭对于风险的偏好影响之外,家庭背景风险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只有充分考虑各项因素,一个家庭才能对其资产进行合理选择和配置。本文选择从背景风险切入,从收入风险、健康风险、房产与商业资产风险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有利于我国居民家庭对于资产配置的相关影响因素有进一步的了解,进而对金融资产配置进行进一步的结构优化。本文同时对于政府层面提出相关建议,带动家庭金融进一步发展,从而使我国金融市场效率得到进一步提升。因此,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年的数据,运用异方差情况下的Probit模型和具有稳健标准差的Tobit模型,研究了家庭背景风险（收入风险、健康风险、房产及商业资产风险）对于我国居民家庭对于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均年收入越高的家庭更倾向于参与风险性金融市场,提高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持有比例;拥有完善的医疗保险的家庭更愿意提高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持有;拥有自有房产会降低家庭的房产风险,使家庭更愿意持有风险性金融资产,拥有二套房的家庭会比只拥有一套住房的家庭更愿意持有风险性金融资产,而拥有三套及以上住房的家庭相较于只拥有一套住房和两套住房的家庭对于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投资意愿和投资比例更低,房产价值和商业资产价值的占比上升会对家庭持有风险性金融资产存在“挤出效应”。本文进一步采用2015年数据进行跨时间稳健性检验,证明了研究结果的稳健性,并针对研究结果提出政策性建议:政府应关注收入风险和健康风险对于我国居民家庭配置风险性金融资产带来的影响,加大社会保障的普及率及力度,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增加就业岗位,提高家庭就业比例,对用人单位与就业者签订合同进行更加严格的规范化监管,提高居民收入的稳定性,同时本文建议应普及全民健康生活,使我国居民养成更加健康的生活习惯。用人单位应定期组织员工进行体检,关注就业劳动者的身体健康情况,并且继续加强医疗保障体系的完善和普及程度。尽量做到“人人有保障”,降低我国居民面临的健康风险;另一方面,政府还应关注房地产市场与金融市场存在的潜在联动性,避免“炒房热”等现象的出现,引领我国房地产市场健康良性发展;加大教育普及力度,倡导全民金融教育普及,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向下落实到家庭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