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问题是世界各国长久以来面临的重大难题,发达国家也无例外。澳大利亚以多民族、多元文化为特色,是南半球最发达国家和世界发达国家之一,也深受贫困问题的困扰。作为澳大利亚本土少数族裔的土著人,是贫困发生率最高的群体。澳大利亚政府为了解决土著人的贫困问题,确立了将土著人职业教育作为反贫困重要方式和手段的策略,基于追求社会公平和正义信念目标,制定和采取了一系列专门针对土著人贫困问题的政策和措施,积极实施土著人脱贫项目,取得了显著成效,为世界职业教育反贫困提供了很好的范例。本研究运用文献分析法、历史研究法和个案研究法等方法,系统分析了澳大利亚土著人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具体实践状况,以期为解决我国“三区三州”少数民族深度贫困问题、“后扶贫”时代职业教育反贫困体制机制创新提供一定的借鉴。本研究主要探讨三个问题:系统阐述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理论依据,构建了基于能力理论的职业教育反贫困的逻辑框架,为研究的开展奠定了理论基础。能力理论对贫困问题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分析维度,代表人物阿马蒂亚.森和纳斯鲍姆强调,个体能力不足是贫困产生的根本原因,而反贫困的本质在于增强个体的能力,依靠个体自身来实现脱贫。能力理论提供了明确的反贫困思路,即贫困人口不仅是反贫困的对象,更是参与反贫困过程的重要主体,提升能力有助于不断扩大个体的选择权,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促进贫困人口脱贫与发展的内生能力结构框架,包括促进贫困人口就业的就业能力、夯实贫困人口文化基础的核心能力、提升专业技能发展的专业能力、提高贫困人口生活质量的社会参与能力。不同于普通教育,职业教育的人人性、灵活多样性、公共产品性、职业性、就业性、生利性和教育性等本质属性,决定了职业教育在反贫困中具有很强的适切性和有效性,能够“扶技”、“增能”和“扶志”,使贫困人口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内生能力。一般来讲,职业教育投资与贫困人口内生能力生成具有正相关关系,随着贫困人口接受职业教育,依附在其身上的知识和技能会随之增加,他们生存与发展的综合能力也相应得到提升,并转化为贫困人口个体的货币化收益和非货币化收益。全面分析了澳大利亚土著人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践。首先,政策是澳大利亚政府治理土著人职业教育的主要手段,20世纪70年代以来,土著人职业教育政策经历了强调发展规模的起步期、以质量提升为主的探索期和实现平等的攻坚期,彰显出坚持发展目标的长远性、秉承价值取向的公平性、尊重土著文化的多样性和强调决策过程的参与性等特点。其次,制度是提高土著人职业教育反贫困质量的根本,澳大利亚政府从优化土著人梯级职业教育路径、全面提升土著人学业成就、构筑土著人就业安全屏障、建立反贫困共同体四个方面,基于起点、过程和结果保障土著人职业教育公平。再次,职业教育项目是澳大利亚反贫困的重要抓手,其中需求驱动的VTEC项目和社区主导发展的项目最具特色。它们秉持“赋权”和“增能”的理念,将土著人作为反贫困的主体,强调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分配职业教育资源,按需施策,职业教育内容精准对接就业岗位需求,以提升土著人技术技能,引导土著人转变贫困观念,阻断贫困文化代际传递,确保了反贫困的长效性和彻底性。实践表明,参加职业教育的土著人在诸多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步,表现在就业和身体健康状况得到改善、主观幸福感得到增强、自信心和自主能力得到提高、决策参与权得到落实;土著个体的收益也促使土著传统文化得到保护与传承、土著社区的安全性亦得到提升。深入论述了澳大利亚土著人职业教育反贫困对我国的启示。澳大利亚在土著人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即以实现土著人的教育公平为前提、建立长效的职业教育反贫困机制、着力促进土著人的可持续发展、建立以检测脱贫成效为目的的测评机制、注重扶贫与社区治理协同推进。针对我国深度贫困地区脱贫难、“后扶贫”时代职业教育反贫困体制机制创新等现实问题,在借鉴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反贫困经验的基础上,我国应该坚持以实现人的现代化为宗旨,在继承和弘扬少数民族文化优秀内涵的基础上,促进少数民族文化的现代转型;以各种扶贫项目为抓手,进一步完善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体制与机制;以提升就业效果为导向,建立一站式的职业培训就业公共服务体系,最终实现我国贫困人口的永久脱贫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