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承担对于社会经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宏观层面上,风险承担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与源泉,有助于加快技术进步,提高社会生产率。微观层面上,风险承担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有助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培养,具有积极的价值创造效应。但在委托代理理论框架下,管理者为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在决策过程中往往会表现出风险规避倾向,宁可放弃高风险但NPV为正的项目,也不愿其威胁到自身利益和职位安全,显然这并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薪酬差距作为薪酬结构设计中的重要部分,一直是学术界和实务界广泛关注的热点之一,被认为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此类代理问题。关于薪酬差距的激励效应,主要有两种理论解释:锦标赛理论和行为理论。前者认为,薪酬差距的扩大增强了管理者的成就动机,使其为了升职加薪努力工作,从而提升企业整体绩效。后者认为,扩大薪酬差距会增加“不公平”感,加剧高管团队内部摩擦,进而影响企业整体绩效。基于这两种理论,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大多是从企业绩效出发,鲜有文献关注薪酬差距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仅有的几篇文献也说法不一,未达成一致的结论。再者,企业不是简单的经济体,它有自己的生命演化过程,不同阶段组织特征、发展战略各不相同,如考虑企业生命周期的异质性,或能更好地把握不同阶段薪酬制度的设计要点,强化薪酬差距的激励效果。基于此,本文以沪深A股2010-2018年上市公司为样本,先是从产权性质、融资约束和企业生命周期三个角度,探讨了高管内部薪酬差距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接着将创新投入纳入研究框架,分析了高管内部薪酬差距、创新投入和企业风险承担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最后以中介模型为基础,分析了融资约束影响薪酬激励效果的作用路径,以及不同生命周期下创新投入的中介效应。结果发现:（1）国有产权性质、较高的融资约束会削弱高管内部薪酬差距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正向效应;（2）区别生命周期发现,这种正向效应仅在成长期和衰退期企业中显著;（3）进一步研究发现,创新投入在高管内部薪酬差距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但这仅在成长期企业中显著;（4）而较高的融资约束会抑制企业创新投入的增加,进而削弱薪酬差距的激励效果。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1）从企业生命周期切入,将研究视角由静态转向动态,更加全面地审视了高管薪酬差距的作用,同时也为以往的研究分歧提供了部分解释;（2）结合产权性质、融资约束和企业生命周期,深入探讨了高管内部薪酬差距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为我国制度背景下如何提高薪酬激励有效性提供了经验证据;（3）以创新投入为切入点,进一步探索了高管内部薪酬差距对企业风险承担影响的作用路径,更好地厘清了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