庾信一生创作颇丰，但他的赋留存下来的却只有在南期间创作的七篇和入北之后创作的八篇，共计十五篇赋文。篇幅虽少，却反映了庾信由“宫体”浮艳向“凌云健笔”的“老成”境界转变的过程。这其中，“徐庾体”的创作思想“好为新变，不拘旧体”是庾信在南梁期间宫体诗赋创作中片面追求诗文形式而忽略作品社会内容的主观原因，同时也是使庾信不满足于在南梁期间取得的文学成就，从而对不同地域、不同作家的不同艺术风格观摩学习，是他日后博采众家之长的文风的主观基础。南北政治、军事的对立，在当时作家中形成潜在的文化抗衡意识。多次出使别国的经历为他吸收他方创作思想与创作技巧准备了外部条件。眼界的开阔有利于他的辞赋作品跳出宫廷生活的狭小范围反映纷繁的大千世界。社会动荡、国土沦丧与北地被羁的南北流寓生活为他后期辞赋具有深广的社会内容准备了客观物质条件。而梁朝“正朔所在”与北周“关中本位”对儒学思想接受的侧重点的不同与本质的一致，是他“乡关之思”中爱国因素的保持与增长的深层原因，也是庾信最终认同北周政权的心理基础。庾信南北不同时期创作的辞赋，风格各异而又存在着相沿相承的关系，艺术地反映出南北朝“绮艳”与“贞刚”的不同特征及南北文学的交流。十五篇辞赋就是一部反映南北朝文学由对峙而合流的发展的微型“文学史”；南北不同时期创作的辞赋，内容涉及广泛，既有南梁时期宫廷贵族士大夫的生活情趣，又有北地羁臣“生而忘返，死而思归”的情怀；更有客观反映社会动乱，总结朝代兴衰存亡的原因的尝试。十五篇辞赋是记录庾信个人荣辱的生活史，也是反映南梁政权兴衰成败的政治史。庾信前期辞赋的轻靡、浮艳与他从小接受的儒学教育在他的立身和为文上是分裂的，甚而是悖逆有关。庾信后期辞赋于浓重的“乡关之思”中寄寓深沉的爱国情怀，其对自身“变节”行为的自虐、自毁，反映出儒学精神在他身上的复归。庾信在辞赋创作上“好为新变，不拘旧体”的多种表现手法的尝试，诗歌、辞赋及碑诔铭志等骈、散兼行，为唐代五律、七律、律赋等新文体的出现与繁荣做了准备，“启唐之先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