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对域外学术的借鉴与吸收。只有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放置在国际性的视野下才能准确把握发展的方向和进路。目前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域外学术关联性的研究尚属薄弱环节,有必要对这一问题展开专门而集中的研究。发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的重要事件,同时也是一次国际性的思想大碰撞、大融汇。作为社会史论战中最具争议的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在中外学术互动中展开和推进。因此,以它为案例便于考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域外学术的承传与交融关系。理清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的创始者及初期诠释者的理论学说是理解社会史论战的必要前提。马克思在欧洲知识界对东方世界的传统观念上,逐渐将东方社会论实质化和概念化。但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缺乏充分论析,这就为理论界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争辩埋下了伏笔。后来出版的马克思手稿《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对亚细亚生产方式有更为集中的论述,但并未得到学界的充分重视。第二国际的理论家普列汉诺夫、列宁率先就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进行阐发。列宁虽不拒绝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但却又避免将其用于社会形态理论的解说。普列汉诺夫则将亚细亚生产方式解释为全新的社会形态,从而导向历史的多线论。他的学说传入国内后引起不少追随者,其地理环境决定论、多元历史观在国内学界毁誉参半。作为普列汉诺夫承袭者的瓦尔加在1920年代的中国学界有较大的影响力,他承袭普列汉诺夫的多线论历史观,又将近代中国视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社会。其学说对于中国社会史研究有所启发,也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可以说,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初步阐释为19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奠定了基础。东方社会的合法则性问题是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论战的核心问题。亚细亚派的集大成者马札亚尔首先将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中国历史结合起来,激起国内外学者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论战。中国学者对马札亚尔学说批判的同时,又隐晦地承袭和转化,在亚细亚生产方式议题上逐渐朝着折中的方案迈进。魏特夫从东方国家的政制模式展开分析,提出其专制主义论。此举引发关于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决定社会性质的思考。因其政治身份的转变,后世学界多以政治视角批评其理论学说,而忽视其对民国学术界的影响。秋泽修二更关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停滞”“循环”的状态,这在很大程度上引起学界对直线式发展观念的反思。由于他曾为日本军国主义张目,因而遭到中国学者的集体抵制。不过,其学说与国内学界关联性的一面应当受到重视。综之,亚细亚派学者对于东方特殊性的挖掘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合法则性的挑战,同时也使得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于历史理论的理解更具弹性。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合法则性是正统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基本立场。他们致力于将亚细亚生产方式融入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法则当中。杜博洛夫斯基率先擎起反亚细亚派的旗帜,他将亚细亚生产方式与封建制关联起来,在国内得到胡秋原的热烈响应,并掀起了与李季等人的论战。但杜氏的农奴制社会理论饱受学界诟病,这也使得其学说在国内学界处于尴尬的位置。代表苏联官方立场的哥德斯以“假设论”解释亚细亚生产方式,明确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适性原则,对亚细亚学派学者进行一次更为彻底的清算。他的学说在国内得到李达、吕振羽等人的明确支持。波卡洛夫等人所著《唯物史观世界史》将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一般法则用于通史编撰,在当时国内外学界颇为流行。不过,该派学者在捍卫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普适性原则的同时,对于东方社会发展的独特性有所忽视,这也引起中国学者的不满和反思。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论战从“特殊论”与“普适论”的争斗与反思中开始向着“调和”的方向发展。主张“变种论”的学者们在坚持历史的合法则性的原则下,充分发掘东方社会的特殊性,试图在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一般性与特殊性之间寻求平衡与调和。以柯瓦列夫为代表的学者将亚细亚生产方式解释为东方奴隶制的变种,从而获得学界更为广泛的认可。柯瓦列夫关于东西方奴隶制的区分理论启发了中国学者更深入的研究。吕振羽和侯外庐都曾在这一基础上对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进行拓新。吕振羽接受柯瓦列夫的基本研究路径,又对中国古代农村中两种不同的共同体进行说明,补充了柯瓦列夫学说的不足。在此基础上,吕振羽又将他的研究导向新方向,提出“初期”与“发达”两阶段的奴隶说。侯外庐的研究也是从区分东西方奴隶制开始的,他充分运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这份资料中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述,从土地所有制形态的演变和“家族奴隶”等方面,修正柯瓦列夫的变种说,提出东西方发展的两种路径的学说。与此前理论界将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其他生产方式关联起来的研究不同,雷哈德和早川二郎另辟蹊径,将亚细亚生产方式视为氏族社会与奴隶社会之间的过渡形态。早川二郎又以“贡纳制”定义这种过渡形态。何干之对两人的学说推崇备至,并结合中国具体历史内容展开说明。但批判者则指责两人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基本原则。尽管两人的学说并未得到中国学界的普遍认可,但他们关于历史发展连续性、过渡性问题的探讨,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大有裨益。亚细亚生产方式学说的理论旅行引起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界旷日持久的论争。回顾民国时期的这场争论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有诸多启示。大体看来,受政治、学术和情感因素的影响,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在国内的反响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向。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在国内的传播呈现出由域外依赖到着意中国化、从政治意识形态对抗逐渐走向理性学术分析和从论证东方历史的合法则转向强调中国社会历史的特殊性等三种特征。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论战还凸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在的多元性与复杂性,只有坚持这种开放性、包容性才能更好地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争论也留下丰厚的学术遗产,它不仅驱使着学术界对中国社会历史自身发展特点的思考,也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着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的发展。总之,亚细亚生产方式学说的理论旅行,不仅推动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发展与走向成熟,同时对于中国特殊发展道路的探索也十分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