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月《人民文学》刊载了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它的发表让读者们看到了不同于以往的新题材、新故事、新人物,引起了轰动效应。这为萧也牧赢得了声誉,同时也迎来了被批判的命运。《我们夫妇之间》,从艺术的角度来看,远远算不上优秀,但它的档案文献价值却不可低估。它显示了建国之初艺术家们进行的新尝试。其发表之后从被热捧到接受批判的经历显示出意识形态对于文学规范的细化,新文化体制的运作威力,以及新中国初期的文化语境。本文以历史资料比较客观地展示了《我们夫妇之间》写作的历史背景:新政权进城的时局之变使萧也牧察觉到了读者口味的变化并尝试变换笔墨,进行艺术探索。进城之后的“离婚潮”激发了萧也牧干预现实的热情,尝试再现“干部进城婚变”的现象。恰逢其时,周扬所发表的《新的人民的文艺》鼓励“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新的语言、形式”,为萧也牧的写作提供了理论支持。于是,萧也牧于1949年秋写作了《我们夫妇之间》,并于1950年1月刊登在《人民文学》上,产生了热烈的反响。细读文本,我们可以感受到主流意识形态叙事和五四知识分子启蒙话语的双重构建,可以看到萧也牧在政治和人性中的挣扎。当然,这也使得政治意识敏锐的批评家看到了裂隙,纷纷发文质疑。最早对《我们夫妇之间》提出批评的是1950年4月刊载于天津文协机关刊物《文艺学习》上陈炳然所写的《<我们夫妇之间>读后》。而后是1950年7月登载于《光明日报》上萧枫的文章《谈谈<我们夫妇之间>》。继而,在毛泽东于1951年5月20日发动了对于《武训传》的批判之后,陈涌意识到了自己所肩负的积极开展思想斗争的使命,展开了对于萧也牧的批评。就此,萧也牧处于被批判的风口浪尖上。从1951年6月开始,李定中(冯雪峰)、叶秀夫、乐黛云、丁玲相继对萧也牧展开了合力批判。其中不乏政治意识形态对于新文学的规约,但也不能排除个人主观因素的介入。本文通过对于当时政局、文坛、人际关系的综合考量揭示了一个由多种质素交相碰撞融合形成的批判事件。与此同时,也挖掘出了一场由“萧也牧事件”而引发出来的有关文艺批评的论争,并对这场论争的影响做了全方位地观照,从而使这一独特的文学批判事件得到更加客观清晰地重现。《文艺报》主编丁玲的文章刊登之后,批判运动广泛开展,人人都开始振振有词地批判萧也牧。与此同时,萧也牧的好友康濯也加入了批判阵营,为萧也牧的“错误路线”找到了思想根源和历史根源。面对集体的大规模批判,萧也牧只得进行自我检讨。但是,在检讨的字里行间,我们也不难看出萧也牧的委屈。对于写作意图的说明暗含着他对于自己的辩护,和对于政策难以捉摸的困惑。萧也牧的检讨显示出的是一代知识分子意欲紧跟随但跟不上的无限彷徨与苦闷。通过对“萧也牧事件”前前后后的梳理,本文钩沉出了被埋没的历史事实,全方位多角度地重现了整个事件的过程。在研究过程中,笔者仔细考察了萧也牧受到批判的原因,从“小资产阶级写作”、“进城问题”、“城市题材书写”、“日常生活题材写作”、“真实性问题”“叙事手法”等方面做出剖析。其中,发生问题作为至关重要的环节直接指向整个当代文学的机制构成和流动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