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进入了持续、稳定、快速的发展阶段，同时我国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也在不断扩大，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我国内部自发的产业转移。而近十年，随着我国东部经济的发展取得较大进步，劳动力成本也逐渐上升，为了寻求成本更低的生产要素，我国东部地区大量产业转移到了我国中西部。对于欠发达的西部而言，承接产业转移虽然有助于扩大经济规模，提升产业层次，加快人才、资本和技术的积累，但也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比如加快当地自然资源的消耗和污染的聚集。污染问题具有显著的负外部性，需要政府利用相关的环境政策进行管制而不能完全靠市场调节，因此政府环境政策和产业转移之间就存在互动关系，目前已经有较多的文献研究环境政策对产业转移的影响，并提出了“污染避难所”和“污染光环”两种假说，但相关研究大多忽略了该问题的内生性，即产业转移对政府环境规制的影响，本文则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　　本文首先介绍了中西部地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和国内产业转移的历史和现状，然后在分析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上，对中西部承接的污染转移和东部进行污染治理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究，研究发现东部污染治理会通过两个途径加重西部的污染:其一，东部的高能耗高污染产业会直接转移到西部;其二，东部会消耗更多的来自西部的清洁能源，导致西部不得不消耗更多的传统能源。接下来，本文建立了一个包含本地政府、外地厂商、本地厂商和消费者的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通过求解其纳什均衡得出推论:产业转移对环境规制的影响取决于本地政府的腐败程度，腐败程度越高的地区，产业转移对环境规制的负面影响越显著。最后，本文利用1992-2014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对理论模型中的推论进行了验证，实证结果与理论模型的预期基本一致。因此，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应该注意到产业转移对环境规制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在高腐败地区，反腐和污染治理并重才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