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谕宣讲是清廷十分重视的教化活动,历朝中央与地方政府都不断有政令以加强地方的“圣谕宣讲”制度。自康熙“圣谕十六条”与雍正《圣谕广训》发布以来,诠释之书竞相齐发。圣谕宣讲与律例相结合的模式逐渐占据了主流。因此随着圣谕宣讲在全国各地开展,法律规范也伴随着宣讲不断传播。首先,夏炘所著《圣谕十六条附律易解》（下简称《易解》）体例编排较为合理,采用圣谕宣讲与律例相结合的模式。其次,《易解》中“十六条圣谕”可分为四个部分:“孝悌睦族和乡党”;“重农尚俭保身家务,务本训下律己身”;隆学黜异守正心,知法齐礼成风俗”“息诬诫窝纳科远责罚,保甲解忿护身命”。这四个部分中的每一条圣谕都附带律例,摘引的85条律例都能在《大清律例》与《督捕则例》中找到原型。这些律例并非随意选取,而是非常具有“针对性”,与圣谕宣讲的内容具有“相关性”。再次,以“相关性”为标准,对律例进行个性化的“选择”与“加工”是被允许的。这些修改基本上保留律文主体,并删除律例中复杂情节与细微量刑差别。夏炘在选择的过程中,会阙载“尊长殴杀卑幼律例”以及援引重刑。在加工的过程中,多删去“小注”、“扩张”“限缩”律例适用主体,以及变通律例内容。最后,这些法律规范并不要求绝对完整、绝对精确。原因在于圣谕宣讲的主要受众群体是受教育程度低下的普通百姓,他们自然没有能力了解全面的法律。且圣谕宣讲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百姓“知法”“畏法”“远离法”。因此他们只需在圣谕宣讲中了解大致的、能够体现国家权威的基础性法律就达到了统治者所提倡的普法效果。《易解》相较于其他诠释圣谕著作在体例、摘引律例“相关性”、对律例的“选择”与“加工”都更具优势,虽然也存在一些错误,但总体上是瑕不掩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