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各地区农村经济发展差异非常显著，并且还有不断扩大的趋势。本文的重点是通过构建模型分析交易效率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 本文首先对交易成本进行计量分析。对制度运行效率的评价、对交易成本的度量是实证研究的难点，本文以交易效率替代交易成本，通过分析交易效率的影响因素，结合资料的可获得性，设定若干指标，并运用Eviews6所提供的因子分析工具对三年面板数据提取交易效率主成份指标，将其应用于分析农村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因子分析根据方差特征值大于1提取出4个主成份，本文将其依次命名为交易效率主成份(Transaction Efficiency Component，TEC)1-4。交易效率主成份1(TEC1)主要代表农民信息化程度和城乡收入差距；TEC2主要由人均财政支持、万人农业科技人员数和农村汽车拥有量构成；TEC3提取了农村公路状况、农村教育状况和税费负担的主要成分；TEC4则主要代表了农村邮政状况、农村社会发展和民主法制建设。 本文借助SPSS聚类分析，根据农村交易效率和经济发展程度，将我国三十个省市自治区划分为三大区域。在此基础上，运用Eviews6对交易效率与其他农村经济发展指标进行面板数据分析，以考察在不同地区，交易效率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并探讨如何有效提升不同地区的交易效率，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 各模型估计结果表明交易效率对农村经济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在东部地区，农村交易效率的提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城镇化进程和固定资产投资。在中部地区，交易效率对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影响最大，而劳动力产业间转移并非是交易效率提高的内生演进的结果。在西部地区，交易效率的提升主要促进了劳动力产业间转移的内生演进，但是这种产业间转移与西部地区的城镇化进程并不匹配，发达地区旺盛的劳动力需求导致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跨区域转移。 本文在后续分析中以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为被解释变量探讨交易效率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机理。主要代表农民社会发展和民主法制建设的交易效率主成份4成为了促进东部地区农民增收的主要因素。在中部地区，投资对农民增收的贡献度高于其他地区，而各个方面交易效率的提升都能够促进投资的内生演进。在西部地区，投资和城镇化是促进农民增收的主要因素；根据因子分析的结果进一步分析，农村社会发展、民主法制建设和外部资源是更深层次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