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大学研究院所的设立并非由政府行为、长官意志决定的,它是在移植与模仿国外大学制度的基础上,逐步发展成为独具中国特色的大学研究机构,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必然选择。中国近代大学研究院所的发展历程,也是其培养人才、发展科学与社会服务活动逐步展开与完善的过程,这些职能的开展促进了中国近代学制的完整与规范,加快了学术自主化进程,提升了人才培养水平,推进了科学技术近代化的转变。中国近代大学研究院所是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系统梳理中国近代大学研究院所的发展历程,可以帮助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情况。中国近代大学研究院所的发展既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也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综合分析其发展过程中的特点,文章将中国近代大学研究院所的发展历程(1902-1945)分为四个阶段:1902-1916年为萌芽阶段,1917-1924年为创设阶段,1925-1934年为快速发展阶段,1935-1945年为曲折发展阶段。论文以中国近代大学研究院所的发展历程为经线,以其职能的具体表现为纬线,在厘清大学研究院所发展脉络的基础上,分析其发展特点及培养人才、发展科学与社会服务情况。1902-1903年,清政府模仿日本制订了“壬寅癸卯”学制,其中关于“大学院”与“通儒院”的规定,在学制意义上标志着中国研究生教育的开始,客观上为中国引入现代学位制度铺了路。民国初年“壬子癸丑”学制中对大学研究院的筹划,成为民国大学研究院所发展的蓝本,为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开创了道路。限于当时的教育状况及条件,这些关于大学研究院所设立的构想只停留在文件中,在办学实践中并没有真正实施。1917年蔡元培模仿德国大学研究所制度,在北京大学设立了文理法三科研究所,开创了中国近代大学设立研究所的先河。1922年,经过改组后的北京大学研究所正式成立,成为中国大学研究所发展的新纪元,对中国大学研究机构的设立和发展起到了引领作用。北大研究所通过“专事研究”进行人才培养,并积极探索科学研究方法,在国学研究和研究生培养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此时,北大研究所开始提供一些社会服务,标志着中国近代大学研究院所社会服务职能的发轫。从1925年开始,大学研究所和研究生人数开始迅速增加,研究所的科类由单一走向多样,到30年代,大学研究院所的规模已经蔚然可观。但是,由于教育管理部门的放任,在“自由”发展状态下,产生了研究院所的命名方式无序、内部组织结构混乱、学生入学资格以及学制不一等问题。有鉴于此,国民政府教育部颁行了《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等系列规章制度,对大学研究院的发展进行规范。此时,各大学研究院所开始注意研究生培养的制度建设,建立了研究生招生制度、课程研修制度、毕业考核制度等,创新和完善了研究生培养机制,形成了本土化的研究生培养模式。随着研究院所在地域空间分布上的增多和科研队伍的壮大等,大学研究院所的科研体系初步形成,并产生了一批高水平的科研成果,有些成果在国际上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20年代中期,在“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思潮和社会需求的相互激荡下,大学研究院所开展了广泛的社会服务,确立了中国近代大学研究院所的社会服务职能。1934年之后,大学研究院所开始迈入曲折发展阶段。在经过短暂的下降之后,大学研究所数量和学部数开始呈平稳上升趋势。抗战爆发初期,大学研究院所发展陷于停滞状态,在抗战建国的现实需求下,国民政府教育部通过资金补助、限制留学、提高大学研究院所的地位等方式,鼓励大学恢复研究所工作或设立新的研究所,研究所的数量和研究生人数迅速增长,且各学科发展趋于均衡。这一时期,在系统的人才质量保障体系监管之下,大学研究院所培养的研究生数量虽然偏少,却涌现出了一批高质量的人才。为了满足社会需要,大学研究院所在进行纯粹科学研究的同时,侧重于工农业生产及战争相关项目的研究,不仅为抗战建国、工农业发展、民众的健康、地方文化事业等方面做出巨大贡献,还取得了丰硕、高水准的研究成果。鉴往知来,回顾中国近代大学研究院所的发展历程,考察其培养人才、发展科学和社会服务状况,不仅可以省知其办学的得失成败,还可以继承其优良的传统精神,给当下大学研究院所以启示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