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交流制度是国际环境合作的重要前提与基本内容,是一项基本国际环境法制度。从制度设立目的来看,国际环境信息交流制度一方面可以增加环境议题的知识确定性,促进环境保护合作共识的形成;另一方面可以监督各缔约国的环境履约状况,借此保证国际环境条约的切实履行。从制度运行来看,国际环境信息交流主要可分为信息收集与生产、信息提供、信息获取以及信息交流四大环节,主要涉及环境信息提供方、环境信息获取方以及环境信息中转方三大主体。从信息交流所指向的对象来看,可分为广义与狭义环境信息交流、可公开与限制性环境信息交流。从具体的交流模式来看,可依据不同标准将国际环境信息交流分为直接与间接环境信息交流、常规与紧急环境信息交流等。从法律后果来看,违反国际环境信息交流制度并不必然招致“惩罚性”法律后果,还可能“因祸得福”,获得资金或技术援助,这是该制度非对抗性特征的突出表现。从部分“权利—义务”明确的国际环境信息交流制度角度分析,该制度本质是一项由国际环境条约规定的程序性义务。该义务来源于对知情权的保护,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对国家知情权的保护。国家知情权是主权国家在国际交往中享有的获取相关信息的自由与权利。国际环境法条约中对环境信息获取权及环境信息提供义务的规定就是国际环境法对国家知情权的法律确认。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着从国际环境合作领域“参与者”“贡献者”到“引领者”的目标与决心。在当前由发达国家掌握主要话语权的国际环境规则制定的情况下,国际环境信息交流制度或将成为我国打通各大国际环境条约、参与规则制定的“钥匙”。为此,我们应当吃透交流规则、把握交流本质,在保障自身知情权及其他合法权益的情况下,积极争取资金、技术援助,打破“中国威胁论”的质疑,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具体而言,就是要针对国际环境信息交流的不同类型,精细化应对策略,完善国内相关制度与国际制度之衔接。从国际环境信息交流的行为目的出发,中国一方面要积极参与国际环境规则制定,促进“低知识确定性”领域环境保护共识的形成;另一方面,还需依照所签署的相关环境条约规定,切实履行交流义务,保障条约相关制度在国内的施行。从国际环境信息交流的行为主体出发,中国应当坚持国家在交流过程中的主导地位,积极开展与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引导国内环境保护非政府组织发展,鼓励企业以及个人等主体参与其中,实现国际环境信息交流主体的多元化。从国际环境信息交流的具体内容出发,中国应当拓宽环境信息交流范围,获取更多环境信息,为参与全球环境治理提供决策依据。需要注意的是,环境信息交流的范围也应受到国家主权的限制。因此,中国在参与国际环境信息交流的过程中应当对涉密环境信息进行审慎处理。从国际环境信息交流的行为模式来看,中国需要明确信息交流的责任机构,并从常规交流与紧急交流两个方面分别设置信息传递方案以备不时之需。最后,从国际环境信息交流的行为法律后果出发,中国应当追求肯定型法律后果,避免否定型法律后果的出现。为此,中国应尽善意最大努力履行这一交流义务,既要从实质上确保环境信息的准确性,也要在形式上规范化环境信息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