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近十余年来,不断客观化的证据裁判理念逐渐占据司法理论和实务的绝对主导位置,我们在看到客观化的证据裁判对于正确认定案件事实存在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应当警惕其在实践中是否产生了矫枉过正的风险,尤其是更容易出现客观化问题的重罪案件。笔者选取最为典型的重罪案件——故意杀人罪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研究,分析重罪案件是否存在过度客观化的问题,原因何在,并提出应对措施。梳理实证研究样本的证据可发现,近年来故意杀人案件的司法实践或多或少呈现出了过度客观化的特点:一是基本上必须要有证明犯罪确已发生的客观证据;二是基本上必须要有证明被告人与犯罪人同一性的客观证据;三是似乎将“排除合理怀疑”拔高为“排除一切怀疑”。但是刑事案件中客观性证据缺失、难以达到完美证明是司法实践常态,这使得故意杀人案件定罪不合常理地困难,甚至出现了对疑难案件的不当轻纵。由于故意杀人作为重罪案件的典型代表,最容易出现证据过度客观化的问题,进而最能反映重罪案件整体在司法实践运行中产生的问题。因此通过对故意杀人案件的实证分析可以初步得出结论:我国重罪案件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证据过度客观化问题。究其本质,在于随着重罪案件证明标准的过度拔高,在具体形式上从“排除合理怀疑”的主观标准,变成了一种“排除一切怀疑”的客观化证据相互印证的客观标准。质言之,重罪案件证据裁判过度客观化表现为重罪案件“印证裁判”过度客观化。重罪案件“印证”裁判过度客观化主要有司法理念和制度环境两方面的原因。具体而言,司法理念层面的原因有:司法证明“乐观主义”认识论;司法人权保障观念;“铁案”思维;对冤假错案的反思和追责;对法官的信任度不够;对言词证据的谨慎态度。制度环境层面原因有:非直接和非言词审理方式;审判分离;重复的事实审理。重罪案件“印证”裁判过度客观化对刑事证明实践产生了以下四方面的负效应:对侦查阶段非法取证形成激励;过分看重印证事实,对综合性验证关注不足;控、辩、审三方的证明未能实质展开,加剧庭审形式化;印证过度。我们应当从以下六方面着手,重塑我国重罪案件的证据裁判,迈向客观和主观结合的平衡型证据裁判主义:坚持印证主导;调整过高的证明标准;强化自由心证、推定等情理推断的证明方法;引入“最佳解释论”的说服机制;重视程序正义,构建有正当程序支撑的印证模式;推进庭审实质化;裁判文书说理充分公开。此外,学界以下两种新构想也很有研究价值:构建“情理推断的一般正当化/公开化及其规范化”的新模式;将死刑案件定罪程序和量刑程序相分离,不改变死刑案件定罪标准、提高量刑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