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体系的本质是无政府性,各国在其中追求安全和生存的终极目标。各国总是用这种无政府性来反对某些威胁,或者采用两种主要策略中的任何一种以获得安全,即自助或与他国进行合作或联盟。各国试图通过外交政策来最大限度地提高自身的安全性,许多诸如不断变化的国际政治动态、国际体系中各国的地位,以及身份的非物质属性等都是决定性因素。虽然在二十世纪,各国正面临着来自竞争对手的传统安全威胁,但是全球化的不断拓展,扩大了非传统安全威胁的矩阵,例如: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这些都使各国用“综合性安全”取代“安全”作为它们的最终目标。.全球化的稳步进程打破了国家边界,将世界变成了一个地球村,公共物品、信息、人民和文化不受阻碍地蓬勃发展。然而,全球化也体现在恐怖组织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发展。恐怖组织的特点已不再像20世纪80年代一样以赞助为主了。与1968年至1989年期间每年发生1,673起恐怖袭击事件的数量相比,自1996年以来,恐怖袭击的数量的增加近200%。与此同时,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沙特异议人士奥萨马·本拉登将基地组织设定为一个有全球抱负的恐怖组织。他指责美国在穆斯林世界造成的无政府状态和混乱局面,并且宣布对华盛顿发起圣战。因而在1998年的协同攻击中,基地组织将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使馆作为攻击目标。结果是,美国向在阿富汗境内的本拉登藏身地点发射巡航导弹,但这一场报复性袭击并未成功,本拉登和基地组织的其他主要领导人都没有遇难。然而,美国的报复却促使本·拉登开始攻击美国本土。2001年9月11日这一天的灾难极大地引起了外交政策专家的兴趣,他们研究各州和其他独立行为者的决策的中心地位。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的混战将布什政府的注意力从低级政治转移到高级政治上。因此,在随后的几年中,打击恐怖主义占据了中心舞台。最终,布什总统对恐怖主义宣战,并指出本拉登是袭击背后的罪魁祸首。恐怖组织在美国的暴行改变了全球政治安全方面的内容和南亚政治安全矩阵。阿富汗成为美国发起全球反恐战争的第一目标,巴基斯坦作为邻国不得不在反恐战争中扮演前线国家的角色。美国认识到巴基斯坦与阿富汗塔利班流氓政权的密切关系,巴基斯坦参与反恐战争对华盛顿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原因有二:战略位置以及它同塔利班与基地组织的密切关系。布什政府威胁巴基斯坦方面称,如果其拒绝加入全球联盟,他们将承担严重后果。因此,美国与基地组织作战的决定,引发了巴基斯坦最严重的外交政策危机。本文运用“危机中的国家行为模型”来解释巴基斯坦在9/11事件后的危机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该模型由迈克尔·布雷彻(Michael Brecher)提出,它用来解释微观层面分析,即各国在外交政策危机中的看法和行动。模型的关键变量分为四个阶段。tl阶段的触发行为、事件或环境变化是外部政策危机的先决条件,它激发了决策者对威胁值的看法。基地组织对美国的袭击以及布什总统随后作出的入侵阿富汗以搜寻本·拉登的决定威胁到了巴基斯坦的核心利益,同时,时间压力也造成了决策者的心理压力,促使决策者在t2阶段立即做出决定。应对过程从t3阶段开始,包括信息来源、建立或开启决策论坛、咨询过程以及寻求外交政策选择。巴基斯坦通过普通渠道和特殊渠道获取信息。普通渠道是指国家与国际书报和电子媒体,而特殊渠道包括:当时的ISI中将马哈茂德·阿麦德(Mahmood Ahmed)将军和巴基斯坦驻华盛顿大使马利哈·洛迪(MaleehaLodhi)。在9月12号,马哈茂德与洛迪和副国务卿理查德·阿米蒂奇(Richard Armitage)以及其他国务院和五角大楼的官员举行了会晤。阿米蒂奇威胁巴基斯坦,如果其拒绝成为美国战争的一部分并移交七份要求书的话,那么巴基斯坦将承担可怕的后果。马哈茂德将军迅速向总统佩尔韦兹·穆沙拉夫(Pervez Musharraf)传达了简明的讯息,并解释了局势的严重性。另一面,在电话交谈中,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lin Powel)断然质疑佩尔韦兹·穆沙拉夫:“要么在我们这边,要么倒向恐怖分子”。最终,9月12日晚,总统佩尔韦兹·穆沙拉夫在拉瓦尔品第军队议会召集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外交部长、外交秘书、总统穆沙拉夫和军队总部的两位匿名的将军出席了会议。会议持续了将近四个小时,决策者评估了本国的优势和劣势,以及美国战争对巴基斯坦的潜在影响。最后在讨论期间出现了三种外交政策的替代方案,即:与塔利班结盟、在反恐战争中保持中立和与美国结盟。但在国内和国际因素的背景下,前两种替代方案皆会损害本国利益,而第三种替代方案的预期效用是最为理性的。因此,决策者决定加入美国领导的反恐战争联盟。在9/11之前,巴基斯坦是唯一一个承认塔利班政权的国家,这种关系是基于巴基斯坦方面的一些战略考量。自1947年以来,巴基斯坦一直希望能在喀布尔推行仁政以解决杜兰德线问题,并当巴基斯坦与印度发生战争时能够向其提供一定的战略纵深。但9/11改变了巴基斯坦的整体情况。首先,美国一直在向巴基斯坦发出警报,决策者们也担心美国会袭击巴基斯坦的北部地区和克什米尔地区以寻找那里的基地组织,而印度显然十分乐意协助美国的行动。其次,巴基斯坦军事和经济上的脆弱性并不利于巴基斯坦去挑战超级大国。第三,决策者担心本国的核武器是美国和印度的软目标,因为两国都对巴基斯坦的核武器感到不满。最后一个要点是克什米尔问题:巴基斯坦是冲突中的一方,它通过不同渠道支持克什米尔人的自由斗争,其中就包括外交和武装圣战者与印度驻军作战。但美国的反恐战争改变了整个叙述,区分恐怖分子和自由战士变得十分困难。巴基斯坦支持克什米尔圣战组织的政策陷入低迷,决策者们假装美国将声称支持巴基斯坦的国家恐怖主义。在接下来的一周里,总统佩尔韦兹·穆沙拉夫在军队指挥官和内阁会议上作出决定,他解释说,惩恶扬善是原则问题。在会议期间,一些指挥官表达了异议,但穆沙拉夫用他的绝对权力压制了他们。他还在各个政党,记者,学术界和民间社会中作出决定,解释说巴基斯坦正面临最严重的外交政策危机,我们需要领导层的支持以达成全国共识。最终,在2001年9月19日,在接受了美国的要求之后,他在全国的电视讲话中宣布了新外交政策。第一章简要介绍了 9/11恐怖袭击事件和随后的巴基斯坦外交政策危机。除此之外,本章还解释了文章的主要研究问题、论点以及对该主题的现有文献的贡献。在进入理论框架之前,本章已经广泛地回顾了现有文献,运用了适当的理论框架来解释手中的研究。之后,这一部分详细解释了本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机构。第二章阐述了巴基斯坦一般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它认为,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是基于独立主权国家的目标。这是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基本决定因素,并受国家历史和地理因素的影响。外交政策是对利益的总体考量,它必须能够指导其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团结的行为。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并不像看上去那样简单,它由各种各样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行为体决定。它基于三个阶段:外交政策问题的确定和选择、决策过程和最终实施。在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由不同的正式和非正式行为体决定。在开始政策决定之前,外部环境行为的投入是通过公开和隐蔽的来源获得的。情报机构是消息的秘密来源,海外办事处、国内/国际书报和电子媒体则是公开来源。军事与情报部门和内阁的会议会对这些由办事处和情报机构提供的消息进行分析。虽然外交部是发起外交政策提案的中心,但是最终决定还是由内阁、首相和总统批准并强制执行的。尽管是一个非官方的角色,军队在印度和阿富汗的外交和安全政策方面一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虽然政府不一定要这样做,但当议会讨论至关重要的政策建议时,如果提案涉及其他部门,则需要议会中一定数量的人员对他们进行咨询。同时我们还发现,政策制定者在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会对媒体,公民社会,学术界和政策导向型智库的建议给予考虑。第三章提供了巴基斯坦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早期历史背景。它强调了巴基斯坦为保护这个危险国家所采取的外交政策。由于领土和水域争端以及军事和经济资源分配等其他突出问题,巴基斯坦继承了与印度的敌对关系。在最初几年中,巴基斯坦一直推行不结盟外交政策,在善意和和平共处的基础上建立关系。但是,来自印度的显著敌意迫使巴基斯坦不得不加入美国赞助的军事联盟,也因此,巴基斯坦在1954年和1955年分别加入了 SEATO和CENTO。因为这一原因,巴基斯坦从美国获得了大量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并使其军队愈加现代化。但是,美国与巴基斯坦的盟友关系逐渐疏远,因为美国在1965年和1971年的印巴战争中没有支持巴基斯坦。然而,苏联对阿富汗的干预又再次将这两个难以相处的盟友结合到了一起,而后在阿富汗战争期间,巴基斯坦在对抗苏联的美国代理人战争中为美国打了掩护,也由此得到了慷慨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但是,在苏联解体后,美国再次抛弃了巴基斯坦,并对其实施制裁以报复它的核武计划。华盛顿也对巴基斯坦与塔利班的关系表示严重关切。第四章旨在追踪9.11恐怖袭击后巴基斯坦的危机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危机中的国家行为模型顺利地追溯了危机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它认为,9/11恐怖袭击在tl阶段改变了全球和地区层面的政治和安全环境。美国在之后立即宣布本·拉登和基地组织在世贸中心实施了恐怖行动,然后,布什总统推出了“布什主义”来打击全球恐怖主义。为了攻击阿富汗,美国迫切地需要巴基斯坦的支持,而华盛顿则威胁伊斯兰堡:如果如果它选择与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合作,那么美国就会把它炸回石器时代。巴基斯坦高层感到国家的核心价值/目标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而有限的回应时间则增加了 t2阶段里领导层的心理压力。应对过程从t3阶段开始,包括对信息来源,决策论坛,咨询和替代方案的考虑。因此,外交政策的选择是在t4阶段进行的,这一点扩散了外交政策危机。第五章与前一章相衔接,它讨论了 9+11事件后促使外交政策大转变的因素,其中又分为内部和外部因素。国家的安全和生存是说服决策者调整外交政策的关键因素。此外,国家正在努力使经济重新步入正轨,而对外经济援助至关重要。巴基斯坦面临来自印度的顽固仇恨,在与印度出现常规的军事不平等之后,伊斯兰堡通过发展核武器以维持该地区的权力平衡。然而,911事件之后,伊斯兰堡会否遭到袭击是不可知的,而恐怖主义战争将危害其核武资产,但它与美国的联盟将恢复它的军事武器和装备。此外,克什米尔问题和总统佩尔韦兹·穆沙拉夫意图把持权力的私欲也影响了新的外交决策。从外部看,巴基斯坦与塔利班的脆弱关系、印度与美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国际社会对美国的同情以及美国过去遏制阿富汗恐怖主义的行动,巴基斯坦毫无选择,它只能转变其对阿富汗和美国的外交政策。巴基斯坦通过货物和劳役走私来承认塔利班造成的社会的塔利班化和经济退化,为此,它正在付出沉重的代价。与此同时,巴基斯坦希望可以牵制印度与美国的战略伙伴关系,9/11事件是恢复伊斯兰堡与华盛顿关系的绝佳机会。第六章是对本文研究的总结。“危机中的国家行为”模型和过程追踪表明,对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的恐怖袭击引发了巴基斯坦的外交政策危机,随后伊斯兰堡与美国合作决定扩散危机并为战略伙伴关系铺平了道路。本文对国际关系学界对危机外交政策决策过程的讨论,特别是对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研究做出了贡献。该研究针对该领域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建议来提高一般和危机中的对外政策制定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