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金融开放步伐的推进和金融一体化程度的提高,跨境资本流动对各国宏观经济运行和金融稳定的影响不断增强。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各国跨境资本流动经历资本涌入、骤停、外逃和资本流出收缩的整个极端运行过程,加剧了金融危机的传染效果和破坏程度,引起各国监管部门和众多学者的高度重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各国尤其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跨境资本流动运行模式发生深刻变化,具体表现出规模上升、波动加剧和结构转变等重要特征。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金融监管体系尚不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的剧烈波动冲击很可能对各国经济金融平稳运行造成冲击。在此背景下,深刻探究跨境资本流动的内外部驱动因素和各类影响渠道,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评估各类审慎监管政策效果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含义。现有跨境资本流动驱动因素研究主要围绕由各国国内“拉动因素”和全球性外部“推动因素”构成的“推动—拉动因素”框架展开。近二十年来,频率较高的微观数据可得性不断增加,使用微观层面数据有助于细致分析跨境资本流动驱动因素对微观市场主体的影响,厘清各类影响渠道的作用;相对较高的数据频率能够及时反映跨境资本流动的变化特征,为政策制定者及时做出政策应对赢得时间。因此,本文首先从微观视角出发,细致分析全球投资者国别风险情绪这一重要的跨境资本流动“拉动因素”和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这一重要的跨境资本流动“推动因素”的影响。本文还分析了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等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是否会通过影响投资者国别风险情绪,从而影响各国的跨境资本流动;进而在“推动—拉动因素”框架下厘清新冠肺炎疫情对新兴经济体跨境资本流动的各类影响渠道。最后,在宏观视角下分析全球资本流动网络中各国实施审慎监管政策的效果。全球投资者国别风险情绪直接影响投资者所需的各国风险资产风险溢价水平,影响投资者跨境投资决策。通过构造一般均衡跨期选择模型,本文刻画了投资者国别风险情绪负向影响跨境股票净资本流入的理论机理以及投资者风险厌恶程度的调节作用。基于大数据文本分析技术构造的全球投资者国别层面风险情绪指标和Emerging Portfolio Fund Research（EPFR）跨境股票型基金微观数据,检验投资者国别风险情绪对于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结果表明,全球投资者对一国国别层面风险情绪上升会推升该国的风险溢价水平,进而显著降低全球股票型基金对该国配置的净资本流入。这一影响体现出异质性,从国家层面来看,提高一国金融市场成熟程度、汇率弹性、资本项目管制程度和政治稳定度可以缓解国别投资者情绪对跨境资本流动的负面影响;从基金层面来看,这一影响主要对风险厌恶程度较高的被动型基金、机构投资型基金、ETF基金和开放式基金显著。当全球投资者风险情绪极端低或者各国股票型基金净资本流入极端高的时期,投资者国别风险情绪的影响更为显著。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性外部“推动因素”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不断增强。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挑起美国与中国、墨西哥、欧洲等地区之间的贸易摩擦,加剧了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动荡,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全球性影响得到了广泛关注。本文使用包括35个新兴经济体的EPFR跨境股票型基金微观数据,实证考察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新兴经济体跨境股票资本流动的影响。结果表明,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导致新兴经济体跨境股票型基金净资本流入下降,这一影响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更为显著。受国别因素影响,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一国外汇风险暴露水平越高、国际金融一体化程度越深、与美国直接贸易联系更紧密会加剧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更高的利率水平有利于缓解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从全球价值链视角来看,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对处于研发密集型行业下游、金融商业服务等行业下游的经济体影响显著。渠道分析表明,全球投资者对新兴经济体的国别风险情绪变化是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的重要传导渠道。进一步研究表明,中美贸易摩擦期间,主要受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加征关税事件会显著降低新兴经济体跨境股票型基金净资本流入。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快速蔓延,这一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暴发造成新兴经济体金融市场和跨境资本流动的剧烈波动。在此背景下,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各类影响渠道和政策工具的效果,对新兴经济体防范跨境资本流动剧烈波动、保持金融稳定至关重要。本文基于EPFR跨境股票型基金微观数据实证分析发现,新兴经济体国内新冠肺炎病例的增长会降低跨境股票型基金净资本流入水平。进一步的渠道分析表明,内部拉动渠道中,新冠疫情通过提高投资者对新兴经济体的风险情绪,降低了新兴经济体跨境股票净流入;外部传染渠道中,新兴经济体的贸易出口目的国、进口来源国和股权持有国的外部疫情风险暴露水平上升,会加剧新冠肺炎疫情对本国跨境股票资本流入的影响;全球性因素层面,美国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全球风险情绪的加剧和美国股票市场波动性的上升等会进一步抑制新兴经济体的跨境股票资本流入。新冠疫情的影响因各国经济特征和基金特征而具有异质性。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新兴经济体使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加强对社会经济各部门的经济支持能够有效缓解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本文在微观视角下分析了跨境资本流动的重要驱动因素和各类影响渠道,在此基础上,本文在宏观视角下分析美国货币政策对全球银行资本流动网络的影响,网络中各国实施各类审慎监管政策的效果。本文使用国际清算银行（BIS）本地银行统计宏观数据,构建了2000—2020年的全球银行资本流动网络,计算网络层面和国别层面特征指标,分析全球银行资本流动网络关联性特征的动态演进,实证研究在美国货币政策影响下国别层面各类审慎监管政策效果。结果发现,美国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刺激各国跨境银行资本流动往来关系和数量的增加。各国实施宏观审慎政策进行逆周期调节,可以有效降低美国货币政策的影响;同样地,在必要时实施资本管制政策可以降低美国货币政策的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全球银行资本流动网络中剔除美国后,美国货币政策依然会对各国间的跨境银行资本流动往来产生影响,美国货币政策具有全球性溢出效应,此时各国使用审慎监管政策依然有效。异质性分析发现,一国的国际金融一体化程度越高、金融发展水平越高、汇率安排弹性越大和法治质量越高会缓解美国货币政策的影响。最后,本文发现使用主要针对银行部门的宏观审慎政策造成跨境债券资本流入增加的跨部门溢出效应,进一步丰富了宏观审慎政策效果的研究。因此,在金融开放进程中政策制定者应充分预判金融全球化带来的风险隐患和识别风险来源,尤其要关注全球投资者国别层面风险情绪和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等重要的跨境资本流动驱动因素,厘清各类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渠道。另外,新兴经济体要积极建设成熟的金融市场,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和法治环境;保持汇率稳定,降低汇率波动风险;关注资本账户开放过程中的资本流动波动风险,稳步推进金融全球化步伐。最后,政策制定者要建立和健全宏观调控机制,综合利用各类审慎监管政策,应对和化解跨境资本流动带来的金融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