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是一国生存的命脉,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经济增长伴随着的环境问题引起了人们的重视。2020年中国与欧盟、加拿大等在内的29个国家或地区正式提出了碳中和及气候中和的相关承诺,中国将以更加强有力的政策和举措,力求2030年前实现碳峰值,2060年前达到碳中和。另一方面,中国的外贸出口额仍处于正向增长,占国内经济较大比重,因此不仅需要研究出口企业在外贸活动中的贸易利得,还需要更细致地研究引致出口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因素,以此面对外部市场的绿色贸易壁垒,同时实现国内企业的绿色生产转型。基于此,本文从目的国市场环境规制的视角分析其对中国出口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本文先从理论基础出发,分析了目的国环境规制影响出口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后对其进行实证分析。首先,本文讨论了企业在存在合规成本时的两阶段决策时的最优投资水平,认为企业的创新能投入和目的国环境规制存在非线性关系,并且“创新补偿效应”和“学习效应”是企业绿色创新的主要影响因素。接着,本文使用了2001-2013年的企业层面的面板数据,数据来源于国际地球科学网络信息中心、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海关数据库、专利数据库和中国环境统计年鉴。根据以上数据库,作者重新测算时间序列的目的国环境规制水平和出口企业的绿色专利数据,并采用固定效应的回归模型,分析变量间的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还做了专利、企业、地区异质性的分类讨论,并做了内生性检验、替换关键变量的稳健性检验,最后基于边际生产成本和进口中间品比例的机制作用做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目的国环境规制与出口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呈现“倒U形”关系,即随着目的国市场的环境规制的增加,出口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呈现先增后降的趋势,然而目的国环境规制并不会抑制出口企业的生产率的提升。从环境规制距离的角度,研究发现其与企业绿色创新呈倒U形,当距离超过临界点时,环境规制距离会抑制企业绿色创新。进一步,根据异质性分析可以发现,绿色发明专利由于申请难度和成本较高,会早于绿色实用新型专利呈现递减趋势。非国有本土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较国有和外资企业的影响更为显著,并且仍保持“倒U形”关系。东部和中部的出口企业较西部地区的出口企业受到目的国市场的影响也更为显著。通过机制分析,可以得出目的国环境规制会提升出口企业的边际生产成本和进口中间品的比例,进而促进出口企业的绿色创新能力,从而降低边际生产成本和进口中间品的比例。当目的国环境规制超过临界点时,出口企业由于研发难度而退出目的国环境规制较强的国家,留下的企业已经具备较强的绿色创新能力,缺乏动力继续绿色创新。最后本文基于文章的结论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