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的发展带来了刑事侦查方式的变革,也影响到了刑事案件证明模式。“生物证据”由于其客观性和可靠性,在刑事诉讼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既可以用来寻找确定侦查线索,也可以在法庭上证明特定案件事实。刑事强制采样即是获得“生物证据”的重要的侦查取证方法。然而,强制采样又是国家追诉与公民基本权利冲突最为激烈的领域之一,如何在强制采样制度中对两者进行平衡成为刑诉理论不得不回答的问题。我国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增加了侦查人员可以对犯罪嫌疑人、被害人身体采样的规定。但是立法较为疏漏、模糊,难以发挥对侦查权的规制作用,实践中不当干预公民基本权利的情形也时有发生。本文从法律规制的角度,对刑事强制采样的基础理论、域外经验、立法与实践的困境及成因进行剖析和解读,并基于我国制度资源与制度环境,提出一条“相对合理”的改革路径,以促进刑事强制采样制度的法治化。本文共有四个主要章节。第一章,刑事强制采样法律规制的基本理论。首先需要对强制采样进行一个界定,分析其构成要件,再对刑事搜查、人身检查、司法鉴定作出概念上的辨析,并通过对强制采样的分类加深对这一侦查措施的理解。强制采样对于打击和预防犯罪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有其存在的正当性,但同时这一侦查措施会对公民的实体基本权利和程序基本权利造成不同程度的干预,包括公民的身体权、自由权、隐私权以及不自证其罪的权利。因此,在承认国家为公共利益干预基本权利正当性的同时,也必须为其设定一个界限,以免公权力的滥用。由此产生了对强制采样法律规制的必要性,在国家层面是维护侦查权合法性的需要,公民层面则是保护公民基本权利之需要。第二章,考察域外国家对刑事强制采样的法律规制。通过考察英美法系代表国家和大陆法系代表国家,可以发现域外法治国家通过精细立法或者判例制度对强制采样进行严格的法律规制,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是制度设计的基本出发点。在制度构建上也有许多值得我国借鉴的地方:通过比例原则的具体化对强制采样予以实体上的规制,通过令状制度和执行程序规范对强制采样予以程序上的规制,通过权利保障与救济制度监督、制约公权力以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但对于域外经验也需进行辩证地看待,找出其中不合理以及与我国制度不兼容之处,以便更理性地构建我国的刑事强制采样制度。第三章,我国刑事强制采样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在立法上,《刑事诉讼法》、最高检司法解释以及公安部部门规章等规范性文件是我国强制采样制度的法律依据,在实践中,侦查机关普遍运用这一侦查措施,在打击和预防犯罪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相比于域外,我国对于强制采样的实体规制、程序规制以及公民的权利保障与救济均存在疏漏与不足之处。发现了强制采样制度的问题,还要探究问题产生的原因,强制采样制度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深嵌在侦查权运行的基本逻辑中,需要在强制采样放在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中考察,才能找出深层的立法原因与制度原因,以解决“治本困境”。第四章,我国刑事强制采样法律规制的完善路径。在第一节,针对第三章分析的强制采样制度问题产生的原因,在宏观层面提出了“相对合理”的解决路径,同时也是强制采样具体制度构建所必须的前提;第二节则从实体规制、程序规制、权利救济三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完善建议;最后一节从保护公民信息自决权的角度,对完善生物样本的处理与销毁程序,以及规范我国刑事DNA数据库的建设两个问题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