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翻译,和其基于的文学创作一样,是一种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的特殊活动,带有特定时代的意识形态印记。20世纪80年代后的“文化转向”的翻译理论,尤其是安德烈·勒菲弗尔认为,翻译是一个重写的过程,意识形态因素影响着译者对原文的翻译处理。尽管意识形态在原文文本和它的翻译重写中的表现形式不同,但肯定的是,意识形态调控不仅存在于原文创作中,还存在于翻译产品中。根据勒菲弗尔的翻译是操纵下的重写的视角,这篇论文通过比较美国作家杰罗姆·大卫·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两个中译本,分析在特定历史时期翻译如何受到意识形态的操纵。论文对比分析了施咸荣和孙仲旭完成各自译本的不同文化背景,试图揭示意识形态因素是如何在翻译过程中起操纵作用的。同时,本研究考查了两译本的语言细节,主要关注词汇、语言风格和句子结构三个方面的翻译策略,将勒菲弗尔的意识形态操纵翻译过程的抽象概念具体化。本研究主要运用了描述和对比两个研究方法。研究表明,受所在社会的不同意识形态和译者的个人意识形态的影响,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词汇、语言风格和句子结构三方面分别采用了不同的翻译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