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资本主义社会问题频发,美国可持续商业运动日益壮大,共益公司应运而生。不同于传统商业公司只注重盈利,共益公司意在摆脱股东至上主义,使公司能为所有利益相关者服务,从而重构商业在社会中的角色,使之成为解决长期存在的贫富差距、气候变化、社会动荡等病症的助力。该制度甫一面世,即成为热门话题,随后更引发了美国多州一系列的立法活动。长久以来,美国笃信自由市场体制,是股东至上论的输出国,股东资本主义亦被认为是美式资本主义的核心。如今,持利益相关者优先理念的共益公司竟能获得全美多州立法机构的承认,该转变反映出美国对以往股东资本主义模式的反思,美式资本主义似有由股东资本主义向持份者资本主义转变的趋势。共益公司制度兴起的背后有深刻的理论基础。首先,作为一种分配制度,股东至上主义原是产业资本主义时期的产物,如今随着世界进入注重人力资产的后产业资本主义时期,资金对公司的作用已相对下降,这必然导致作为资金提供者的股东地位下降。其次,股东至上主义将董事局限于股东受托人地位,并不利于公司发展。作为经济团体,公司尤需注重团体生产的协调问题,是以董事之职责应当在于协调团体成员的活动、分配公司产出和调停团体成员在收益分配上的纠纷,因而公司董事应当服务于所有利益相关者。更为重要的是,过往在股东资本主义模式下,以货币为交往媒介的经济子系统旗帜鲜明地将视野局限于工具理性所追求之效率价值,致使能否最有效地创造经济效益成为评价公司行为正当性的唯一标准。此种狭隘性造成了公司所代表的经济子系统与社会所代表的生活世界之间的割裂,进而引起了环境、社会乃至公司自身等多维度的不利后果,其中最显著者即2008年金融海啸以及接踵而来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如今,以持份者资本主义为理念的共益公司兴起,正是生活世界开始重新规制经济子系统的体现。共益公司制度的核心在于实现公益目的在商业公司中的制度化。为此,共益公司法在传统公司法基础上做了如下变革:一是将为社会及环境创造实质性利益纳入公司目的;二是使董事负有在做成商业决策时于股东之外一并考虑公司其他利益相关者之信义义务;三是要求公司定期公布整体社会及环境之表现;四是建立公益履行诉讼制度,赋予股东额外诉权,以在公司有背离公益目的之情形时予以救济。如此变革后,追求社会公益成为了共益公司及其董事的法定义务,相较以往企业社会责任、成员条款等概念仅能令董事拥有关注利益相关者的可能性,可谓是理念与制度上的一大进步。当然目前共益公司法仍有不足,主要表现在公司目的不具导向性、信息披露不足以及股东诉讼缺乏激励等问题,有待改进。美国公司法之变化应引起我国注意。自我国颁布《公司法》以来,由于在理论上向美国借鉴较多,股东至上主义日渐成为《公司法》的主导思想,但此种经济逻辑的兴盛也在改革开放的40年中引起了一些经济乱象。作为整体社会的微观单元,公司制度需顺应社会整体制度的发展以取得“合法性”。如今,随着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已取代“唯GDP论”,传统的以经济逻辑为主导的公司法已然无法满足新时代社会创新之需要以及公众对公司社会责任之期盼,实有调整必要。事实上,我国社会实践与部分地方政府早已率先对此做出反应,但囿于制度缺乏,无论采用社会服务机构法人还是现有公司法人形式皆无法有效实现在追求利润之时兼顾社会价值的目标。而双重目的的共益公司恰契合我国新时代经济发展趋势,可为我国公司的未来发展提供制度支撑。因此,我国现有必要探索、建立本土化的共益公司制度。首先,我国应重回营利性的法律概念,确立共益公司的法律地位,以弥合原来营利法人和非营利法人之间的制度断层;其次,以专章形式将共益公司纳入《公司法》,并在借鉴美国立法经验与执行成效的基础上,依据我国现行公司法律以及企业信息信用公示系统、检察院公益诉讼等制度,构建我国的共益公司制度;最后,完善共益公司的配套制度,包括发展第三方标准市场、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建立共益公司知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