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中首次提出村集体在村民自愿的前提下,可将依法有偿收回的闲置宅基地转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2020年9月20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农业农村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的通知》明确中提到鼓励村集体和农民盘活利用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通过自主经营、合作经营、委托经营等方式,依法依规发展农家乐、民宿、乡村旅游等。上述两个文件的发布,都是从国家层面对盘活利用闲置宅基地和闲置房屋的肯定。符合条件的闲置宅基地可将其用途转变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将宅基地和闲置住宅通过发展民宿、农家乐等形式盘活利用,都涉及到了宅基地用途的变更。国家层面对宅基地的盘活利用予以了充分肯定。我国自1986年《土地管理法》颁布实施以来就确定了严格的土地用途管制,对宅基地的用途更是进行了严格的限制。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城镇化的深入推进,宅基地在实践中的用途走向了多元化,加之近年来对其盘活利用路径的探索,比如重庆“地票”制度的第一个环节就是复垦,即将宅基地通过复垦转变其用途为农用地。浙江省义乌市因地制宜采取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和入股联营等形式发展民宿旅游;四川省泸县推行宅基地“共建共享”,打造居住、商住和经营性用房,并通过产权分割登记的方式,活化宅基地的权利价值,增加农户资产收益,同时以宅基地入股、联营等方式,发展乡村旅游、康养等产业;贵州省湄潭县则提出将宅基地分割登记,除保留自用外,多余部分转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进入市场,形成了综合类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分割登记入市的模式;等等。宅基地用途变更途径越来越多,亟需建立一个完善的宅基地用途变更管制制度。本文旨在从宅基地用途变更的理论基础出发,说明宅基地用途变更的正当性,然后梳理从新中国成立到近年来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分析宅基地制度历史沿革,得出我国对农村宅基地的态度是一个从“全面赋权”到“严格限制”再到“放松管制”的一个演进过程,同时针对本文的写作目的分析“严格限制”向“放松管制”转变的原因,然后对构建宅基地用途变更管制制度提出可供参考的建议,力争对未来宅基地用途变更管制制度的构建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为实现盘活利用宅基地和闲置房屋、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提供动力,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本文正文部分包含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宅基地用途变更管制制度的界定。主要是对宅基地、宅基地用途变更、宅基地用途变更管制三个概念进行界定,以此明晰研究对象,为后文的理论分析和制度构建奠定基础。第二部分,宅基地用途变更管制制度的相关理论基础进行梳理,主要通过市场失灵和政府干预理论、财产权限制与保障理论、土地发展权理论以及可持续发展理论,说明宅基地用途变更管制的依据,为宅基地用途变更管制制度的构建提供理论基础。第三部分,宅基地用途变更管制的立法和政策演进进行梳理,并分析其背后的原因。首先,将国家对宅基地制度的管理分为“全面赋权”、“严格限制”、“放松管制”三个阶段,对三个阶段的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梳理,并对每个阶段的主要特征进行归纳。其次,是从论文写作的角度出发,对“严格限制”演进到“放松管制”这一转变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第四部分,对构建宅基地用途变更管制制度的思考。从文章第三部分的梳理可以看出我国目前对宅基地管制的立法趋势是适度放松管制,建立收放可控、稳中有活的宅基地管理制度是新时代宅基地制度改革的目标和方向,但是目前尚未建立起适应这一目标的宅基地用途变更管制制度。因此本文试着对宅基地用途变更管制制度的构建提供几点可供参考的思考建议。从五个方面对宅基地用途变更管制制度提出了建议,主要包括用途变更管制的相关标准、用途管制的主体、用途变更管制的内容、用途管制的程序、用途管制的救济渠道,力争为宅基地用途变更管制制度构建提供有参考价值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