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在中国的思想、学术、文学等领域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然而围绕他的政治活动以及他的政治选择也产生了诸多争议。集褒扬与贬斥于一身的胡适,影响延续至今。建国后,“阶级论”观念兴起,为了“纯化”阶级队伍,学界便对胡适形象进行了否定性改写,改写工作在五十年代的两次批判胡适运动中达到顶峰。否定性改写胡适这一工作主要经由各种会议及报纸文章来实现,然而如果对胡适形象的生成进行全面考察,就会发现胡适在建国后文学史中的地位一落千丈,文学史在建构胡适反面形象的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文革”结束后,为了满足教学需要,出版了很多文学史,这些文学史也是胡适形象“解冻”的重要推手。一般而言,文学研究行走于学术前沿,能够为文学史提供写作的材料、框架和内在理路,也即文学史需要逐渐吸收文学研究的成果。同时,文学史大多作为大学教材编著而成,需要承担教育责任,因此受到较强的意识形态束缚,具有滞后性。八十年代的胡适研究致力于瓦解胡适作为反面政治符号的形象,文学史在其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文学史中的胡适形象呈现出复杂多样的面貌,同时交织着肯定评价与否定评价。因而梳理八十年代文学史中的“胡适叙述”,既可以揭示文学史叙事与权力话语之间的复杂关系,也可借此呈现时代转型在文学史中走过的痕迹。第一章从八十年代文学史中胡适政治活动的叙述差异入手,结合时代语境,揭示八十年代文学史叙述模式的变化。八十年代前期文学史重返十七年时期的新民主主义标准,并未放松对胡适政治活动的叙述;后期文学史开始打破新民主主义标准,政治话语影响弱化,因而对胡适政治活动的叙述渐少,甚至于无。促成这一转变的因素包括,八十年代逐渐宽松的社会环境、集体编史向个人编史的转变以及第二代学者为观念更新所做的努力。第二章以八十年代文学史中胡适文学贡献为研究对象,探析前后期文学史叙述变动背后的深层原因。文学史对胡适新文学观的叙述经历了一个肯定中有否定到理解并肯定的过程,反映出新民主主义“五四观”向启蒙主义“五四观”的转变。文学史对《尝试集》的评价逐渐从注重反帝反封建的内容转向注重美学分析,反映出了美学标准的回归打破了政治标准独霸学界的局面。第三章重点分析八十年代文学史如何叙述胡适再造文明的尝试。“整理国故”本就是以激进的“科学方法”来从事保守的文化事业,因此自提出以来便饱受争议,前期文学史又因人废言,因而对“整理国故”均持否定态度。八十年代中后期,社会趋于稳定,“文化热”兴起,文学史也开始注意到“整理国故”是“汇入世界”的重要一环。在八十年代文学史中,否定“现代评论派”与批判胡适互为表里,作为“现代评论派”的精神领袖,胡适在其中的活动也受到了扭曲与丑化,从中反映出了自由主义在八十年代的艰难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