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爆发以前,贵州森林资源破坏严重,全省森林覆盖率仅为9%,宜林荒山荒地面积却达到约45%。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造林、筑路、卫生、识字、保甲、合作、国货”七项运动之首的造林运动,由于全面抗战的爆发,在1938至1949年期间的贵州得到了大力倡导。吴鼎昌、何辑五、杨森等民国贵州地方政府官员认为,在贵州推行植树造林,可以保护生态、发展贵州经济、支持抗战胜利,遂将植树造林作为民国贵州地方政府的重要工作之一。1938至1949年,民国贵州省政府及其下辖的建设厅颁布了《贵州省十年树木计划草案》、《贵州省各县（市）扩大造林五年实施办法》、《贵州省农林建设五年计划纲要》以及《第二期五年扩大造林实施办法》等政策法规,开展相应的植树造林活动。1938年,贵州省农业改进所的成立,成为贵州植树造林中引进与推广现代林业科学技术的重要机构。1938至1949年贵州省的植树造林工作,具有阶段性发展特征。1938至1941年为植树造林的准备阶段,主要从事采集与引进林木种子,开设苗圃与培育苗木;1942至1946年是植树造林的重要推进阶段,造林面积与栽种林木的数量,达到了1938至1949年贵州省植树造林的顶峰;1947至1949由于国共内战爆发,尽管继续颁布了植树造林的相关政策法规,但缺乏具体落实过程,该时期贵州植树造林工作出现衰退。由于1938至1949年贵州的植树造林运动是在抗战背景下激发兴起的,因此植树造林的形式,也表现为注重种植抗战急需的油桐等经济林木,栽培道路交通的行道树以及植造美化城市的纪念林等。植树造林是一项长期广泛的工作,需要民众以及各机关团体的积极参与。1938至1949年期间贵州植树造林工作尽管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民国贵州地方政府在鼓励植树造林的同时,由于植树造林政策落实不到位、经费短缺、缺乏对森林重要性认识的普及、以及未能解决植树造林与改善民众生活之间密切关系等问题,以致植树造林工作成效不大,为现今打造绿色贵州提供了深刻的历史教训与重要的历史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