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治理现代化的要求下,“十四五”规划中提出,要推进精细化基层社会治理,推动信息技术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推进综合网格建设,构建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开放共享的基层管理服务平台。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基层政府也开始运用数字治理空间进行日常治理。在以往的实践中,数字治理空间在治理的多方面都表现出了自己的优势。从政府层面来看在推动管理升级方面,数字政务的建立具备推动政府职能转换、促进管理转变、增强管理力量等优点。群众层面来看居民与政府的沟通更加便捷有效,干群互动更多。本文将数字治理空间的建设的研究视角聚焦于基层社区,集中于老旧社区。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由于社区等基层政府信息基础设施缺失,人才资金不够等因素,社区干部会选择建立官方微信群作为数字治理的开端与尝试。不可否认,微信群作为数字治理的较为便捷的工具,能够起到重塑社区居民公共性、搭建干群沟通桥梁、形成价值认同的优势。但是当有具体且重要的事件发生时,以微信群为媒介的数字治理会给社区干部治理造成困境,导致干部话语权减弱、信用降低、积极性减弱,导致干部权威式微。通过对J小区拆迁事件从开始到平息的过程中,干群在微信群的互动以及干部做出的回应调整试图对干部权威变化进行分析。本文从舆论发生后难以阻拦的过程,社区干部回应居民的方式与困境,居民产生不满情绪的原因及采取的反抗措施入手,发现一微信群为媒介的线上治理会将社区干部置于“突击问责—仓促回应—居民反抗—任务无法及时完成”的境地。在压力型体制下,社区干部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消解该情况,推动任务完成。社区干部在效率逻辑与兜底逻辑的引导下,选择将权力下移、身份转变、消极被动的应对策略,这些策略的选择导致对信息把握不全面、无力应对网络公共话语的混乱与线上监督的无序,产生对接失调,社区管理失序、干部信用减弱、积极性丧失的不利影响,最终令自身在居民中权威变弱。最后,本文通过对案例的综合分析总结得在社区基层进行数字空间构建的过程中影响干部权威变化的三个因素,即地域团结程度、上下契合程度以及干部制造同意能力。并认为地域团结程度与社区干部权威变动成反比,上下契合程度与社区干部权威变动成正比,制造同意能力与干部权威变动也成正比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