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领域的标准必要专利诉讼纠纷近年来不断增多,通常表现为在多国同步诉讼,其中涉及中国企业的案件也不断涌现。在标准必要专利纠纷中,如何确定许可费率是一个核心问题,但目前并不存在统一的解决路径,国际主流的计算方法是可比协议法和自上而下法。在华为诉康文森案中,华为公司和康文森公司分别主张自上而下法和可比协议法。可比协议法和自上而下法各有优缺点,采用何种方法不在于方法本身的好坏,而在于双方当事人谁提供的证据更充分。可比协议法需要有合适的可比协议,但康文森公司主张的可比条件没有真正的可比性,而华为公司提供的相关数据则更具充分性,因此采用自上而下法更合适。计算许可费率时,涉及标准必要专利族数的认定问题,由于涉案的标准必要专利数量少,法院进行了逐一认定,但在确定2G/3G/4G中国标准必要专利族总数时,法院无法逐一比对,而直接采纳了华为公司提交的专家报告中的数据,但对于数据准确性的认定值得商榷,采纳理由的论述也不充分,暴露出在认定数量巨大的标准必要专利时法院作为认定主体的弊端,因此应考虑引入权威的标准必要专利第三方认定机构。在标准必要专利领域,禁诉令已经成为各国争夺司法主导权的重要工具。域外法院经常针对我国企业签发禁诉令,严重干扰了我国的诉讼进程。2020年,我国在华为诉康文森案中首次签发禁诉令,并明确了禁诉令的签发条件和按日计罚的法律保障措施。法院签发禁诉令的依据是我国的行为保全制度,在考量条件上,也没有脱离行为保全的框架,并同时借鉴了域外国家的司法实践,可以将其总结为国际平行诉讼的前提条件,必要性、双方利益平衡、不损害公共利益的实质条件以及国际礼让原则。我国现行法律、法规虽然没有规定按日计罚的行为保全处罚措施,但对于禁诉令而言,按日计罚才能与其违法后果相适应,保证禁诉令功能的实现,同时按日计罚也符合禁诉令案件的国际通行做法。但禁诉令毕竟具有特殊性,行为保全制度并不能完全涵盖其特点,难免遭受合法性的质疑。因此,应尽快构建禁诉令制度,厘清与行为保全制度的关系,保证禁诉令制度能够独立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