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西方翻译理论的语言学派的一个核心概念，对等的影响力存在了两千多年，并在二十世纪下半叶该学派的蓬勃发展中达到极致。以巴托、泰特勒等为代表的早期翻译理论家强调原作者的绝对权威，主张以原文本为中心的包括形式、内容和风格的对等。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英国学者卡特福德借鉴系统功能语言学等学说对翻译中的所谓对等关系做了详细的分类和系统地描述。前苏联的费道罗夫、巴尔胡达罗夫、什维采尔和科米萨罗夫等学者以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观为理论基础，关注对等的层次和翻译单位等问题，与当时的翻译的文艺学派展开了激烈论战。奈达的灵活对等和等效论以交际学理论及接受美学理论为指导，突破了之前的对等理论的原文本中心主义，强调话语的语用效果对等，是对对等学说的一大推动。从语言的三维视角——语义，语法（形式），语用——出发，可以区分翻译中的三种对等关系—<WP=6>—语义对等（指代对等和含义对等），形式对等和语用对等。语篇层面的对等既有形式上的衔接手段的异同，也有语用要素（连贯、关联性、意图性等）造成的语言效果的异同。语篇和语用对等是对等理论的最新成果，其对翻译实践的指导作用不可低估。然而，尽管我们可以对翻译中的种种对等关系作出分类和描述，它作为一种规定性的评价标准难免要招致众多批评。对等理论的脆弱之处首先在于它的相对性，不同语言间的异质性决定了完全对等之不可能。其次，对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与翻译的目的直接相关。最后，对等理论的科学主义的、以原文为中心（在等效理论中还以原文读者为指向）的价值诉求违背了艺术创造的根本原则，因而注定了它在文学翻译中不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