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环境恶化、资源紧缺、气候持续变暖等问题已避无可避,2020年我国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提出了 2030碳达峰、2060碳中和的双碳目标。不同于发达国家利用几十年时间实现的“自然达峰”,“行政干预达峰”是我国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的重要路径,“行政干预达峰”即利用正确高效的行政手段、对准核心高碳排领域、借力市场多方主体的共同参与实现碳达峰。建筑业是高碳排行业,其能源消耗是城市二氧化碳的主要来源之一,行业内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率的生产方式需要通过推行绿色建筑才能转变,但绿色建筑本身又面临着市场失灵的风险,为此有效的行政干预对稳定绿色建筑市场、实现双碳目标以及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基于以上背景,同时考虑到激励性政策在绿色建筑发展前期对市场失灵状况的改善作用,本文聚焦我国绿色建筑的三级补贴政策体系,运用双重差分识别策略（DID）考察了补贴政策对绿色建筑发展的多方面影响。具体而言,本文先梳理了我国绿色建筑的发展历程、总结了其时空演进特征,再基于2008至2015年间全国共计213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DID方法探究了补贴政策对绿色建筑发展的有效性及其影响程度,并从补贴金额和对比其他绿色建筑政策效果角度分别进行稳健性检验,分析了补贴政策体系对不同星级和不同区位绿色建筑发展的异质性影响,以期更加全面地考察我国绿色建筑补贴政策体系的政策效应,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一是当前绿色建筑总量各星级发展较为均衡,居住型建筑和公共型建筑发展稳中向好,工业建筑发展缓慢,同时运行类绿色建筑项目发展缺位,重设计轻运用的发展模式急需转变。二是我国绿色建筑标识项目主要集中分布于东南沿海地区,发展呈现出不充分不均衡的特点,城市绿色建筑水平表现出同城市行政级别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一致性,并在一定区域内具有集聚发展的趋势特征。三是实证研究表明补贴政策体系对我国绿色建筑的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反事实结果显示我国各级政府实行的绿色建筑补贴政策解释了 2012至2015年间实际绿色建筑数量增长的53.9%。此外,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房地产市场环境与绿色建筑发展有正向相关关系,区域绿色意识与其有负向相关关系,在没有相关激励政策、房地产市场发展不足、经济水平较低且绿色意识不足的区域,绿色建筑的发展可能停滞或出现倒退。四是相比与对低星级绿色建筑设定的补贴,政策体系中的高星绿色建筑补贴更显著地促进了行业的发展;相比于规划发展类、管理制度类、标准规范和其他激励类绿色建筑政策,补贴政策体系对绿色建筑发展起到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五是我国绿色建筑补贴政策体系主要助推了高星级绿色建筑的发展,对低星绿色建筑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小,但市场的整体繁荣同样带动了低星绿色建筑的发展;南方城市受到补贴政策体系的影响更为明显,影响程度也更大,北方城市由于三级补贴体系中省市级较多的缺位而促进作用有限。本文的创新点和意义在于运用双重差分方法测度了政府激励性政策对我国绿色建筑发展的影响,构建了国家级-省级-地市级三级绿色建筑补贴体系,全面和科学地评估了补贴政策对绿色建筑行业的促进效应,丰富了国内绿色建筑发展研究领域,并为后续绿色建筑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