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严宗作为极具中国本土特色的佛教宗派之一，其自初祖杜顺法师创立至今已经历了1500多年的风雨历程，这期间华严宗的发展可谓跌宕起伏。唐初、中期是其发展的鼎盛期，杜顺、智俨、法藏、澄观、宗密等五位祖师都在这一时期应运而生，华严义学亦成为当时的显学，同时后世华严学僧所尊奉的华严论典也大多出于此时。然而，唐晚期的“会昌法难”却迫使不断发展中的华严宗从此停滞不前，宋以降虽亦有华严门人出来振兴宗门，但此时禅门大兴且儒学兴盛，作为佛教义学的华严宗更因思想体系的繁杂而渐渐为当时学佛之人所放弃，难以再现盛唐气象。元、明、清三朝佛教发展整体衰微，尤其是明清两朝对佛教的发展基本采取限制的政策，这使得本来在佛教中势微的华严宗更加的衰败，而那些承载着华严宗义理的论典也不断的流失海外。鸦片战争之后，清朝的统治逐渐衰亡，佛教此时得以逐渐摆脱政权的限制而不断发展。这一时期佛教的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态势，大量的佛教经典得以从海外回流并刊印流通，佛教义学蓬勃发展，各宗派之间也由原来的对立而逐渐转变为互相融合与吸收，居士佛教更成为这一时期佛教发展的典型特色。在近代佛教发展的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内，华严宗也由原来的几近衰绝而不断发展壮大。一大批优秀的华严僧人在此时涌现，他们纷纷以讲习经论、探讨义学、校勘经典、创办僧学等方式来实现复兴宗门的理想。如月霞、应慈、常惺、慈舟、持松、可端、智光、霭亭、南亭等法师在近代华严宗的发展过程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月霞法师作为近代华严宗复兴的领军人物，他于1900年在安徽迎江寺创办了“安徽省佛教会”，开近代佛教新式僧伽教育的先河。此后，他又在上海创办了华严大学，近代华严宗复兴的代表人物大都毕业于该校。“华严座主”应慈法师则以讲解华严经典著称，其一生共讲《四十华严经》四次，《八十华严经》三次，《六十华严经》一次，八十卷《华严悬谈》三次，二十卷《华严探玄记》一次，等等。此外，应慈法师还和蒋维乔等居士校勘发行了华严宗的重要论典——《华严经疏钞》，这部集华严思想于大成的《疏钞》对华严门人系统研究《华严经》意义十分重大。慈舟、持松、可端等三位法师则在会通华严义学与其他宗派的义理方面做出积极的贡献。其中，慈舟法师融会净土念佛法门与华严义理提出“圆解念佛”法门，持松法师则融会华严与真言二宗而创“贤密”真言宗，而可端法师则以“贤台圆融”作为自己毕生的修学归宿；常惺、智光、霭亭、南亭等四位法师以创办僧学而为后世所敬仰，其中常惺法师辅助太虚法师创办闽南佛学院，并同南亭法师一起创办了光孝佛学社培育僧材无数。智光法师的焦山佛学院人才辈出，近代高僧星云法师也曾于此求学。霭亭法师、南亭二位法师分别创办了竹林佛学院与泰县光孝佛学社，解放后南亭法师赴台湾创办了华严莲社，至今该学社依然培育着大量优秀的华严人才。由此可见，以月霞法师为代表的这些优秀的近代华严僧人使衰微的华严义学得以重新流传开布，更使得沉寂已久的华严宗逐渐发展壮大，近代华严宗似有重现盛世繁荣的景象。然而，好景不长正当近代华严宗处于其发展的巅峰期时，1937年爆发的抗日战争打断了其发展进程，并致使其再次踏上衰败的命运而从此一蹶不振。尽管如此，近代华严僧人们还是在复兴宗门的同时为近代佛教的复兴培养了大量僧材，其宗门圆融的教义也为近代佛教宗派之间的融合提供了义理上的支持，因此近代华严宗虽然最终走向衰败，但是其在推动近代佛教的发展中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