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合同编第495条关于预约合同制度的出现,代表着我国首次在立法上正式承认预约合同制度。作为新增条款,学术界对预约合同制度的学术成果颇丰,但是对于预约合同相关问题的观点仍旧莫衷一是。司法实务中,预约合同纠纷案件频发。数据显示,2012年至2021年,我国司法系统解决预约合同纠纷案件49088件,其中2017年至2021年,预约合同纠纷案件数量为40594件,反映出预约合同在实际生活中愈发重要。法律对预约合同的性质、效力、违约责任等问题的法律规定、司法解释略显匮乏,司法裁判中缺乏统一的执行标准,导致法院在解决预约纠纷问题时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结果。预约合同制度法律问题的研究已成为迫切需求。为进一步完善法律规制,规范预约合同纠纷解决机制,本文采用案例分析法、文献研究法、实证分析法三种研究方法,以李某与葆翔公司商品房买卖纠纷案为例,对预约合同法律问题进行了切合实际的探讨,同时提出相对应的建议。首先,分析所涉及案例的争议焦点对涉案文件的性质进行讨论,明确其为预约合同性质,并分析其与本约和意向性文件的差别。其次,通过对预约合同的效力认定的讨论,发现主客观相结合的方式对预约效力认定更为适用。预约合同的效力衔接着预约合同的性质与预约合同的违约责任承担,是预约制度中极为重要的部分。最后,探讨案例中预约合同的违约救济问题和预约合同的继续履行适用问题,通过对学界观点、实务界观点进行辨析,提出应对预约合同的继续履行适用“折中说”的观点,同时建议对不同类型预约合同采用不同的救济方式且增加预约合同违约得利剥夺的适用,以期对预约合同产生更强的法律约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