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与发展,极大的推动了我国“云”科技的创新,各类作品抛弃传统有型载体,借助互联网低成本、高效率的传播优势向大众传播,对侵犯著作权罪中“复制发行”的解释提出了挑战。为适应社会发展,自2004年以来,两高对此问题先后出台了多项司法解释,但学界对“复制发行”的理解仍莫衷一是,这直接影响了该罪的司法适用和对公民著作权的保护。在“复制发行”的理解上,应当解释为复制、发行或复制且发行的行为。著作权的内容包含著作人身权与著作财产权,同时它们的实现又以著作权监管秩序为前提,所以两者均是该罪保护的法益,在对“复制发行”进行解释时,应当以所保护法益为导向,以解决刑法的滞后性,弥补刑法漏洞。同时,刑法有其独立性,对个别词义的解释也无需以著作权法为圭臬,刑法作为公法与私法并不相同,刑法更具稳定性和可预测性,强行要求民刑严格一致会破坏刑法稳定性。虽然刑法具有谦抑性,但不应过分强调刑法的谦抑性。刑法的谦抑性并非完全以立法、法律解释的范围为依据,还应看扩大解释本身是否是适应社会发展的必然需求,如果这样的扩大解释并未突破一般公众的认知,那么就未破坏刑法谦抑性。况且我国各部门法之间缺乏关联性和补充性,过分强调谦抑性并不符合我国具体国情。在“复制”与“发行”的认定上,“复制”应当以是否再现原创作品核心内容为标准,且不包含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网络传播无固定有型载体,有别于传统复制,且《刑法修正案（十一）》的顺位高于司法解释,当修正案将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单独列罪而有别于司法解释时,当然优先适用刑法的规定;而私服等互联网间接侵犯著作权行为则需要拆分为复制或修改服务端程序、向消费者提供客户端、提供服务非法营利三部分分别认定。对“发行”的解释应当包括著作权法上与其相关的各类行为,做广义上的理解,以充分保护著作权人权益。由于著作权法将发行解释为赠予或销售,而侵犯著作权罪中又规定必须以营利为目的,所以刑法上的“发行”应当仅包括销售行为。在区分适用侵犯著作权罪与销售侵权复制品罪时,一方面,可将侵犯著作权罪中的“发行”解释为公开销售,将销售侵权复制品罪中的“销售”解释为发行后的再次销售;另一方面,在适用对象上“发行”可适用于原件或复制件,而“销售”则仅适用于侵权复制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