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中国的储蓄率一直是社会各界备受关注的话题,过高的储蓄不仅会抑制消费市场的繁荣,不利于扩大内需,而且降低了居民的投资热情,不利于金融市场发展进步。2008年以来,中国的储蓄率呈现出下降态势。与此同时,随着社会思想的进步,男女平等观念逐渐深入人心,性别差异已经基本消失,女性经济学逐渐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女性的社会地位不断提高,愈发彰显出“她经济”在中国消费和投资市场的独特影响力。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也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的储蓄率一直是社会各界备受关注的话题,过高的储蓄不仅会抑制消费市场的繁荣,不利于扩大内需,而且降低了居民的投资热情,不利于金融市场发展进步。2008年以来,中国的储蓄率呈现出下降态势。与此同时,随着社会思想的进步,男女平等观念逐渐深入人心,性别差异已经基本消失,女性经济学逐渐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女性的社会地位不断提高,愈发彰显出“她经济”在中国消费和投资市场的独特影响力。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也使其在家庭经济决策中的话语权逐渐上升,进而对家庭的储蓄行为产生愈发显著的影响。文章立足于我国女性高受教育程度以及高劳动参与率的现实背景,以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三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非平衡面板数据为样本。女性未婚时从属于父母家庭,决策话语权较弱,婚后产生了独立家庭形态,具有了对家庭事务的决策权,因此将已婚女性作为分析对象,使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已婚女性受教育程度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同时从内生性问题、被解释变量构造方法、平衡面板估计等多个维度展开稳健性检验,以已婚女性的就业情况、家庭规模、城乡家庭为视角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已婚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能够显著降低家庭储蓄率,并且结果通过了稳健性检验。进行机制检验后发现,已婚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升使其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力提高,就业机会增多,就业质量增加,并且即便失业也可以获取到更优质的社会保障,降低了家庭的收入不确定性,预防性储蓄动机减弱,进而降低了家庭储蓄率。另外,受教育程度提高也能够使已婚女性在学习和工作中结识到更多高受教育程度、高社会地位的伙伴,扩展家庭的交际面和社会网络,而逐渐发达的社会网络分担了已婚女性的健康和就业风险,降低了不确定性,弱化了预防性储蓄动机。同时,为了维系其社会网络正常运行,家庭需要增加日常支出,进而降低了储蓄。进一步分析女性受教育程度对家庭收入和消费的影响发现,已婚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升不仅提高了家庭收入,而且增加了家庭消费。异质性分析发现:已婚女性如果有工作、所在家庭人口较多或者是在农村家庭,则其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将对家庭储蓄率产生更加显著的负向影响。基于分析,文章建议相关部门要继续完善政策体系,以此促进女性更加公平地接受各级各类教育,构建有利于我国妇女主动接受教育的优质氛围,进一步提高妇女的整体受教育程度,同时关注女性就业和平等发展,引导家庭作出合理储蓄规划决策。
其他文献
我国财产类犯罪案件数量一直高居不下,尤其是盗窃罪,仅2020年一整年案件数量已接近10万件。因此盗窃罪也备受学界和实务界的重视,其中关于平和手段公然非法占有他人财物行为的定性在我国理论界是一直存在争议的。争议的焦点是公然平和取财行为应该认定为盗窃罪还是抢夺罪,归根究底是盗窃罪与抢夺罪的界分标准存在分歧。纵观各种理论及研究,盗窃罪与抢夺罪的区分标准主要分为两种学说即秘密窃取说和平和窃取说。以往司法实
多智能体系统是由多个具有动态演化特性的智能体通过交互通信和交换局部信息构成的系统.智能体通过按照一定的协议相互协作完成许多复杂的控制任务,因此多智能体系统具有更强的灵活性和更强的抗干扰能力,这使得其理论研究成果在机器人、军事、交通等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一致性问题是目前多智能体系统研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本文主要针对一般线性多智能体系统,研究了基于自适应事件触发控制的一致性和二分一致性问题.首先,
近年来,行政允诺这一新型合作式行政行为在行政管理活动中的运用日渐增长。但是,除了最高人民法院于2009年发布的积极受理行政允诺等新类型行政案件的司法解释,以及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规范行政案件案由的通知》在2004年旧版本的基础上,将行政允诺这一独立行政案由进一步明确为兑现奖金和兑现优惠以外,再无其他成文法律对行政允诺的概念以及相关外延等作出明确规定,学术界对行政允诺的诸多基
2020年2月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审议通过《行政复议体制改革方案》,明确指出将“行政复议作为解决行政争议的‘主渠道’”,要求行政复议机关进行体制改革,以“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2021年《行政复议法修订》(征求意见稿)随即出台。行政复议制度改革将面临因“取消行政复议机关被告制度”及“主渠道”和“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的目标要求而等带来一系列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制度的衔接问题。本文对此展开研究:首先,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旨在实现繁简刑事案件的程序分流,提高诉讼效率。该制度在简化程序的同时,必不可免地会使被追诉人的权利受损,为此值班律师制度应运而生。值班律师在程序的合法选择、量刑建议的合理提出上具有重要意义,本质上也保障了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但是立法规范中对值班律师的定位不明、权利保障的缺失导致其在参与程序时具有被动性,无法有效发挥功能。实践层面上值班律师“见证人
脆弱证人作为证人中一个独特的人群,引起了许多国家刑事诉讼法的关注。脆弱证人证言是法定证据种类的范畴,既具有真实发现的功能,也有脆弱失真的缺陷,以及给予脆弱证人特殊权利保护的必要性。在“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重大背景下,脆弱证人规则的健全对真实发现与人权保障、对刑事证据体系完善,以及促进国际法庭文明发展都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根据经验法则,脆弱证人通常不具有完整的辨别是非与正确表达的能力,
Web3.0时代下,信息网络技术催动了网络空间的犯罪异化,涉网络黑产帮助行为的定性因其所具备的特性而存在困难。涉网络黑产帮助行为的危害性逐步超越正犯,其从属性不断减弱,共犯间意思联络认定困难,且犯罪人常以技术中立原则抗辩。以完善涉网络黑产帮助行为的定性为核心问题,分别从涉网络黑产行为类型的认定、普通帮助行为定性、技术中立型帮助行为定性、涉网络黑产帮助犯“明知”认定等四个方面展开研究。首先,网络黑产
近年来,创新创业成为了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各地新创办的中小微企业对经济产业发展和新技术应用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而创新创业政策的实施作为助推创业事业和地方政府经济发展中重要的一部分,也在这一新形势下获得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本文以淄博市临淄区创新创业政策的实施路径及实施效果为例,对创新创业政策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和汇总。阐述了现今国家扶持创新创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多角度分析并界定了创新创业政
我国《民法典》首次将自甘冒险规则作为免责事由进行规定,虽然该规定属于新增规则,但是在实践中早已有了对自甘冒险的运用,加之《侵权责任法》等相关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自甘冒险作为免责事由,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因自甘冒险纠纷引起的争议,法院在法律适用上做法不统一,形成了大量同案不同判的结果。有的法院将自甘冒险纳入受害人同意情形,有的法院纳入“过失相抵”中,有的法院判决采用公平归责原则补偿。《民法典》将自甘冒险规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自设立来,一直受到广泛关注。2018年《刑事诉讼法》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纳入其中并不是临时起意,在这之前经历了较为充分的试点工作,将其纳入其中也是顺其自然。该项制度的设立对我国刑事诉讼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诉讼观念的转变也起到了促进作用。本文首先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量刑建议精准化的内涵进行探析,对认罪认罚宽制度中量刑建议精准化的含义以及性质进行论证。精准化量刑在内容上应当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