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是民生之本,就业问题一直深受国家和人民所重视。非正规就业作为我国就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之前一直被视为一种边缘就业。伴随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非正规就业获得了迅猛增长,城镇非正规就业人数从1978年的15万人增至2018年的2.6亿人,非正规就业比重也从0.16%增至60.94%。非正规就业已然成为城镇地区新增就业岗位的主要来源。除了能够提供就业岗位,非正规就业在增加收入、减少贫困和促进经济增长等方面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积极发展非正规就业是解决我国就业难问题的有效途径。创业是经济增长和就业增加的原动力,为促进创业活动的发展、实现创业的就业倍增效应,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制定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创业政策的内容从最初的鼓励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发展,到鼓励以创业带动就业,再到鼓励大众创业,我国已经形成了较为系统化和完备化的创业政策体系。创业政策的实施效果亟待检验。当前就业的评价指标以整体就业率或失业率为主,缺乏对就业类型的细分,随着非正规就业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就业的灵活性理应纳入就业评价指标。创业政策的颁布实施是否促进了非正规就业增长?传导机制是什么?基于以上问题的提出,本文就创业政策对非正规就业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并对创业政策作用于非正规就业的机制进行了检验。本文旨在探究创业政策对非正规就业产生的影响及传导机制。首先,本文通过对创业政策、创业和非正规就业的相关研究进行概述,找出研究方向。其次,从理论上分析创业政策、创业和非正规就业三者之间的作用关系,建立统一的分析框架,并提出研究假设。然后,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分析非正规就业及创业政策的发展现状,为文章的研究提供现实依据。最后,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并利用2000-2018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西藏除外）对研究假设进行验证。实证结果表明,无论是全国层面还是地区层面,创业政策对非正规就业均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从全国来看,机会型创业和生存型创业均发挥了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分区域来看,生存型创业在东、中、西部地区均发挥了显著的中介作用,而机会型创业仅在东部地区发挥了中介作用。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拓展我国创业政策的研究视野、丰富我国创业政策的效果评价研究,也为新时代新背景下推动非正规就业健康发展提供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