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我国各技术领域遭受的国外技术封锁日益加重,以往“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创新途径遭遇阻碍。在此背景下,众多制造业企业受限于自身技术能力,如何突破当前发展“瓶颈”,实现创新赶超日益成为学界和业界关注的热点话题。Christensen提出的“颠覆式创新”概念,为企业找寻新的利润点提供了新的视角。由于缺乏技术基础,大多数新兴经济体采取“先模仿后创新”的技术追赶战略,依靠逆向工程获得了国外的先进成熟技术,加速了技术学习过程,促成了新产品或新流程的出现。然而,倘若企业过度专注于逆向工程,却忽略了自主创新能力的发展,加上仿制的低端品牌形象容易损害企业声誉,会导致企业陷入研发资源匮乏的境况,阻碍后续的可持续发展。鉴于当前逆向工程实践结果的不一致,虽然一些学者对逆向工程与创新进行了研究,但很少有关于逆向工程与企业颠覆式创新内在关系的研究,尤其缺乏实证研究。因此,如何利用逆向工程实现企业的颠覆式创新的问题值得深入探究。基于上述研究不足,本研究将逆向工程作为研究切入点,以企业颠覆式创新为落脚点,并在现有文献基础上将颠覆式创新划分为高端颠覆式创新和低端颠覆式创新。为揭示其中的作用机制,基于知识管理文献,引入知识创造和知识利用为中介变量,根据制度资本文献,进一步考虑政府支持和政府关系为调节变量,构建起了逆向工程如何影响企业颠覆式创新的理论框架,旨在探寻企业从逆向工程实践中实现颠覆式创新的路径机理和边界条件。通过问卷调查获取514家中国制造企业样本数据,运用SPSS26.0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信度和效度检验及相关性分析,然后通过线性回归和PROCESS分析工具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主要得出以下几点结论:首先,逆向工程对知识创造、知识利用和颠覆式创新均具有正向作用;其次,知识创造和知识利用在有效促进企业颠覆式创新的同时,也架起逆向工程与颠覆式创新之间的“桥梁”,并且针对不同类型的颠覆式创新,知识创造和知识利用的中介作用存在差异:知识创造部分中介逆向工程与高端颠覆式创新,完全中介逆向工程与低端颠覆式创新。而知识利用在逆向工程与高端颠覆式创新和低端颠覆式创新中均起到部分中介作用。除此之外,本文还进一步发现相较于低端颠覆式创新,知识创造在逆向工程与高端颠覆式创新中的中介作用更强。而相较于高端颠覆式创新,知识利用在逆向工程与低端颠覆式创新中的中介作用更强。最后,政府支持和政府关系对逆向工程与知识创造、知识利用之间关系发挥着不同的调节作用:政府支持越强时,逆向工程与知识创造之间的正向关系就越强,而逆向工程与知识利用之间的正向关系就越弱。政府关系越强时,逆向工程与知识创造之间的正向关系就越弱,而逆向工程与知识利用之间的正向关系就越强。本研究通过识别逆向工程对颠覆式创新的作用机理与路径,贡献于逆向工程和颠覆式创新前因的相关研究。同时,对不同知识管理手段的影响差异研究为实现不同类型的颠覆式创新提供了借鉴,也加深了对新兴市场环境下制造企业通过逆向工程加强知识创造、知识利用的边界条件的认识。本研究还为企业在技术追赶、知识管理以及构建制度资本等方面的创新管理实践提供了实践指导。